侯寶林的相聲《改行》中有個包揪，說在皇帝駕崩的國喪期間嚴禁披紅掛彩或有喜慶的顏色出現，“天下不準見紅的”。胡蘿卜、紅辣椒不準上市，更奇特的是患酒糟鼻子赤紅臉的也不許上街，偶有外出的被看街的兵打了嘴巴，並且命令說如果必須出門上街先把臉染藍了。這種極度誇張、近於荒誕的作法，卻十分合情合理。它生動地說明了專製製度的專橫與非理性。對於老百姓，官方擁有無限的權力，可以任意擺弄、處置，那怕擺弄得毫無道理、處置方法極其荒謬！
無獨有偶，產生於一千三百年前的《鄯人》與《改行》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在表現專製的橫暴和官吏的昏憒方麵，更甚於《改行》。
鄠縣有個人拿著錢絹到市上買東西。市上有個人覺得他精神愚鈍，表情癡呆，又見他的下巴頦較長，於是欺詐他說：“為什麼把我的驢鞍橋偷了去，改作你的下巴頦？”並揚言要到官府去打官司。鄠人把自己的全部錢絹都交給市人以賠償其損失，求他別去官府。市人答應了鄠人的要求，鄠人兩手空空地回到家中。
鄠人之妻見他空手而歸，非常奇怪，問明情由，十分生氣：“什麼樣的鞍橋，能用來作下巴頦？縱然打官司，你仔細分析答辯，也不會得罪，何必白白地給他錢絹？”
鄠人回答說：“傻東西，倘若遇到不解事的官長，他叫我把下巴頦拆下來檢查，怎麼辦？難道我一個下巴頦就值那點錢絹？”（唐代侯白《啟顏錄》）
鄠縣“市人”，這個近於《水滸傳》中沒毛大蟲牛二的形象，是街頭流氓、地痞。他們整天才亍在街頭搜尋著可以欺騙、敲詐的對象。他看到鄂人“精神愚鈍”，手中又有“錢絹”，於是便把鄠人的稍長而突出的下巴，詐認作丟失的驢鞍，這已經十分奇特了。而奇中之奇者乃在於惡人先告狀，他竟要把這個奇特的官司打到衙門去，這是第二奇。而鄠人竟然不與置辯，把“錢絹”完全交給“市人”以充驢鞍之值，求他別打官司，乃至空手還家，這是第三奇。笑話至此可以結束了。更妙的是“鄠人”回到家裏與妻子的那場爭論。妻子責備他愚蠢，說他不該把錢絹白白給了“市人”。指出即使官司打到官府，隻要一分辯，曲直立見。這種指責是合乎邏輯的，但是如果這種指責成立的話，那麼前麵所說的“三奇”，就變成了荒謬。這篇故事的主題也就成為正確認識對荒謬認識的駁斥，因此，前述的“三奇”也就構不成幽默，隻不過是一個瘋子和一個傻瓜的對話罷了。妻子的指責實際上是不成立的，它所起的作用不是揭露“市人”之瘋，“鄠人”之傻，而是給讀者以矛盾似乎已經解決的假象，起著蓄積文勢的作用。它類似於相聲中包袱。最後鄠人的反唇相譏，就是相聲中的抖包袱：“癡物，儻逢不解事官府，遣拆下頷檢看，我一個下頷，豈隻值若許錢絹？”看來這位“精神愚鈍”的“鄠人”更為清醒一些。他對官府的昏憒、專製統治的橫暴有更為充分的估計，這種估計正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也是符合封建專製本質的。因此，看來荒誕無稽的故事情節，卻是寓莊子諧，它在引起讀者哄然大笑的同時，也揭露了封建社會的官吏胡塗昏憒而又任意妄為，以及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的事實。
揭露官吏的愚蠢幾乎是舊時代笑話的永恒主題，這不僅是因為官民對立，老百姓自然把嘲弄、謔笑投向壓迫者；也由於曆來的中國官吏缺少處理政務的知識與能力，因而臨事決斷就顯得特別愚蠢。過去對官吏的選拔與任用根本就沒有必要的知識與技能、技術的訓練。先秦采取的是世祿世卿製度，官吏世代相傳。繼任者由於耳濡目染，對於做官的業務還有些了解。秦至隋則是世祿世卿與鄉裏選貢相結合，許多官吏對於日益複雜的政事已經知之甚少了。隋以後主要采用科舉製度。這相對於少數家族壟斷參政權利來說是個進步，但入選官吏對政事知之更少。他們或憑詩賦、或靠經義、或用八股取得了作官的資格，於是便能到封建國家機器的各個部門任職。他們不懂法律（連蘇東坡之博學都說“讀書萬卷不讀律”），卻可以臨民審案；不懂耕織畜養，卻要勸農勸耕，甚至指導耕耘稼穡；他們沒有任何水利知識，卻可以擔任治黃大吏；沒有學過建築工程，卻可以擔任督造都城宮殿……而且這些官員是萬能的，今天為刑部侍郎，明天為司農少卿，外放為漕督、河督（管理運河漕運或負責治黃）。無所不能，那麼就會處處暴露出愚蠢無知，特別是清中葉開放門戶以後，笑話則更多。正途出身的官員尚且如此，那些靠捐納資財而為官的人更是等而下之了。這樣的官吏對平民百姓又擁有無限的權力，怎麼不引起百姓們的憎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