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為了鼓勵人們的自信和認識自己的價值，因此，關於蠢人出醜的笑話過去流傳得持別多。馮夢龍《笑府》中的《李三老》就是較為有名的一篇。
這個故事說：有個蠢人拿著竹竿進城，由於竿子長，橫著進不行，豎著進也不行，從中而截之又覺得可惜，十分為難。此時有位圍觀者說：“十裏之外有位名叫李三老的，他是我們這一帶最聰明的智多星，您為什麼不去向他請教呢？”正說著，恰逢李三老騎驢而至。大家十分高興，爭先恐後地去歡迎他。眾人見李三老騎在驢屁股上，十分奇怪，便問道：“您為什麼不騎驢背上呢？”李三老回答：“驢的韁繩太長了。”這便是智者的回答。至於李三老能為持竹竿入城者想出什麼好主意，可以想見。
世間不缺少李三老這樣的人物，令人不解的是像他這樣雙料的蠢才，為什麼能被眾人信服，而且是眾望所歸，受到附近所有人的一致信任？推其原因，大約不外兩點：一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也就是阮籍所慨歎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李三老所居之處太約縣弱智者鏖集的地方。他們一天天懵懵懂懂、糊裏糊塗過日子。由於偶然的機緣，或者誤打誤撞，李三老做出一兩件在弱智者看來是極為漂亮的聰明事。這就被“群眾”看到眼中，記在心上，從此被樹為“智者”的形象，成為一方之能人。大多數心智不全、智力不發達的人，就像是精神上的孤兒，永遠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與習慣。在思想意識和感情趨向上有一種很強的依賴性，追求精神上的母親。生活中有了矛盾，產生了疑難，他們自然而然地要想到依賴自己所樹立的形象——包括神炅與現實中的人，也就是說要皈依到精神母親的翼下。李三老既是眾人所樹立的“母親”，便自然地會受到眾人的迷信乃至崇拜，至於他是否真的能給大家以忠告，甚至幫助眾人以解決疑難，則是另外的問題了。宋初開國元勳趙普曾對宋太祖趙匡胤說，他用半部《論語》輔佐太祖得天下，再用半部《論語》輔佐太祖治天下，這純粹是大言欺人。但在漢以後兩千年的社會中，在黑格爾看來思想十分貧乏的孔子，就一直被人們奉為精神上的母親，世間一切大小輕重事宜都從孔子手訂的著作中去找答案：以《春秋》聽訟決獄，審判案件；以“《三百篇》當作諫書”。那麼用《論語》行軍打仗，治理天下也就不奇怪了。至於效果如何，是否能解決問題？中國兩千多年來停滯不前，政治、法律一直缺少運轉的規範，就是很好的說明。後世人們（特別是一些迂儒）心目中的孔子形象比李三老也高明不了多少。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名聲浪得，以訛傳訛，把蚊子說成大鵬鳥。封建時代傳播工具不發達，人們口耳相傳，漸失其真。人們往往喜歡根據自己的好惡去改變所傳播的事實。一件事情經過三四次的傳播，大多也就失去了本來的麵目。古代有從“春雨如膏”訛傳為“周文王像大餅”的笑話。故事是這樣的：最初有人讚美及時之春雨，讚曰“春雨如膏”，言其珍貴。有人聽了覺得對夏雨有點不公，於是也讚美“夏雨也如膏”。這句話傳到他人耳中，“雨”訛為“禹”，變成“夏禹也如膏”；後來“膏”又訛傳為“糕”，變成“夏禹也如糕”。有人聽了加以發揮，夏禹、周文王都是聖王，夏禹可以如糕，周文王自然像大餅了。一個合乎情理的判斷，數傳之後變成了極其荒謬的笑話。李三老這樣的人也被稱為“智者”，甚至被眾人迷信與崇拜或許也有個以訛傳訛的過程。當然更可能的是：其名聲是統治者樹立起來的，中國曆來是“樣板治國”的，統治者為老百姓樹立了無數的樣板：孝子有鞭打蘆花的閔子謇，臥冰求鯉的王祥；忠臣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有精忠報國、十二道金牌回朝、寧冤死不叛亂的嶽飛；安貧樂道的有顏淵，陶潛；不食周粟的有伯夷、叔齊……這些都是千古楷模，叫老百姓認真學習的。另外，每朝每代針對當時的具體問題，還隨時樹立樣板：例如亂世則讚美節烈（為的是防止自己的姬妾汙於他人，鼓勵她們及時自裁），治世則表彰歸隱（以免官少士多，讀書人沒有出路）。因此有人把治國概括為兩句話：“誰做得好，你表彰他，叫大家都向他學；誰做得不好，你當眾批評他，叫大家都別向他學。”采用這種“樣板治國”法，最可悲的是沒有樣板怎麼辦？中國這麼大，人口眾多，難道會出現這種情況嗎？龔自珍曾說：到了“衰世”，其“文”、其“名”、其“聲音笑貌”皆與治世相類似，其中最大的區別是，朝中沒有有才能的宰相、大臣、將軍。民間沒有有才能的士人、工人、商人，甚至沒有有才能的小偷、強盜，一切都是渾渾噩噩。在這樣的時代，哪裏去找樣板呢？於是便依據“沒有英雄便造一個英雄”的原則，像夏天的人造冰一樣，造出“李三老”式的“能人”、“智者”，再動用輿論工具，傳播得沸沸揚揚，弄得盡人皆知。當人們真的需要這些樣板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人造的“能人”、“智者”則不免如人造冰暴曬於三伏驕陽之下，很快便消失了。不過這也隻是小“樣板”會有此遭遇，真的被統治者樹立起的大“樣板”，早就奉之於廟堂，享受官的待遇，使百姓可仰望而不可及了。李二老騎驢尻的故貨，不過隻是把“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道理漫畫化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