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馮夢龍《笑史》裏有個頗帶苦澀味的笑話：有位山人，特別自負，認為自己才高八鬥，獨步天下，可惜無人承認。有一天，他上街聽到乞丐討錢之聲頗為淒涼。山人問乞丐：“你這樣苦苦哀求能要幾個錢？如果你能叫我一聲‘太史公爺爺’，我就賞給你一百錢。”乞丐聽了大喜，連叫三聲：“太史公爺爺。”山人把他囊中所有錢都賞給了乞丐，大笑而去。乞丐十分驚異，見到人便問：“太史公是什麼東西，這麼值錢？”
這個沒有標題的笑話，我們稱之為《太史公》吧！太史公是後人用作對司馬遷的尊稱。他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史學家、文學家，“文章西漢兩司馬”，而司馬遷又高出司馬相如許多。中國的文人誰不想作司馬遷那樣的人物呢？但由於各種條件，後世能與司馬遷比肩齊名的實無幾人。
這個笑話中的主人公“山人”，用一囊錢換取了不知太史公為何物的“乞兒”的三次“太史公爺爺”的叫聲之後，非常滿足地“一笑而去”。這給讀者留下許多思考，難道這個“山人”是呆子，是癡漢？難道他不知道應該到何處去追求知音與理解？難道他不知道這個買來的稱呼不過是自己話語的回聲？我想這些他都懂得的。但他還是要這樣做，並從這裏獲得滿足。“山人”追求理解、要求賞識、希望社會承認自己價值的心情很迫切，不是有點可悲嗎？因此，我覺得他的“一笑”裏有點淒涼，不管“山人”本身是否意識到。
“山人”以文墨糊口四方，想混得好，是要有些本領的，如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點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插科打諢等等，而且還要深通主人心理，會看眼色，能夠忍氣吞聲、低盾順眼。這種長期處於受人恩賜而卑躬屈膝的狀態，心靈必然受到扭曲與壓抑。此時用一囊錢買來一次心理的滿足，精神上的自由，意誌上的伸張，豈不快哉！因此，我覺得“山人”這“一笑”又可以說有幾分快感！
《太史公》的故事的確交織著淒涼與快感。明代中葉以後讀書者人數過剩，特別是吳中、浙西一帶。他們巳經遠非科舉一途所能容納。封建社會的文人出路很窄，科舉不中，很少有體麵的出路。務農經商、行醫賣卜又為們所不齒，於是許多人就打出“隱士”的招牌。因為先秦經典中就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明訓，但這些“隱士”的“不事王侯”僅局限在不作官（因為通不過科舉考試也作不了官），權門豪富還是要事奉的，否則便沒有飯吃。《儒林外史》中的鬥方名士，如權勿用、楊執中，《紅樓夢》中的詹光、單聘仁等皆屬此類。“山人”中混得好的，如明代陳繼儒（眉公）、王樨登（百穀）及清代李漁（笠翁）、袁枚（子才），皆享大名於生前，留巨著於身後。他們都是“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似的幫閑人物，“歸隱”也是他們的一種吃飯之道。大多數混得不好，有的甚至浪跡江湖，客死他鄉，如《儒林外史》中牛布衣流浪一生，死於古廟之中。有的近於市井無賴，如明代的黃之璧，他坐轎子不付給轎夫錢，還說：“你們有幸每天抬著黃先生到處走，足以名垂千古，還敢要錢？”（見《萬曆野獲編》）這比權勿用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到處騙人錢花還要可惡。當然，也有如《太史公》中所寫的易於被“乞兒”淒惋之聲的哀告打動心扉、頗類“愚癡”的“山人”。似乎這樣的“山人”更可愛一些。明代中葉以後“山人”之多已經成了社會問題，萬曆時曾下詔盡逐在京滯留的“山人”，如前些年北京驅逐臨時戶口一樣。官方如此對待“山人”，他們的品格又多有可訾議之處，因此，“山人”作為社會群體給時人、後人沒有留下什麼好的印象，他們常常成為人們調侃取笑的對象。
《太史公》中把“山人”寫得如此愚癡虛妄，並用“乞兒”為之陪襯，正反映當時社會輿論對他們的態度。如果我們細想，“山人”與“乞兒”的關係不是正等同於權貴豪門與“山人”之間的關係嗎？“山人”對權門豪富的趨華與“乞兒”對他的趨奉相比，不是也非常類似嗎？易地則相同。世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點愚癡虛妄，他們大都重視外界對自己的評價，真正隻求無愧於心的並不多。再擴大而言之，我們的民族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大朝心態的支配下，往往也會幹出像“山人”一樣的傻事。明代“西儒”利瑪竇在他的《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記載了萬曆年間他初到北京時在會同館（相當於今天的外賓招待所），發現許多所謂到中國進貢的使臣，其實是西域的倒黴商人。他們進貢一些不值錢的土產，往在會得到更多的賞賜。統治者對於願意臣服向化的異邦從來是不吝賞賜的，而不問這種臣服向化究竟有多大價值？天朝所重視的隻是炫耀皇帝的偉大，這與《太史公》中的“山人”又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說個人愚癡虛妄的一些表現，有時會有助於心理的滿足和心態的調整；而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於自己的力量、地位沒有符合實際的認識，其結局是不說自明的。當清代統治者麵對真正的外麵世界時，仍然如同明代統治者一樣，妄自尊大，最終把國家、民族拖到危亡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