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中有個詼諧的寓言，意在揭露儒家詩禮教養的虛偽：大儒站在墳上，向在墳內操作的小儒傳話：“太陽就要從東方升起，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小儒在下麵有板有眼地回答：“裙子短襖還沒有解開，口中的寶珠也沒有取出來。”
大儒接著說：“《詩》中說得好：‘青青的麥苗啊，長滿了山坡。’活著的時候不肯布施，死後含個寶珠幹什麼？”
於是，他們捏住死者的鬢角，按住他的胡須，用錘子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地、輕輕地撬開他的兩腮，取出絲毫無損的寶珠。
這真是一幕絕妙的喜劇小品。其中的大儒、小儒真可說是“活學活用”的先驅，盡管他們是孔門的不肖子孫，但對當時正是炙手可熱的孔子招牌決不放棄。更令人驚歎的是：他們仍然保持著使人肅然起敬的儒者風度。“大儒臚傳”時高誦著：“東方作矣，事之若何？”這是何等的文質彬彬；小儒回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這是何等的莊重。接著大儒引經據典——《詩》固有之雲雲，又顯得多麼認真嚴肅。如果沒有前後敘述語所展示的畫麵，我們隻是耳聆其音聲，如果再能配以典雅徐緩的先秦古樂，閉目設想：他們一定是在主持某項禮樂大典，宣揚華夏文明呢……且慢由此想去，當畫麵搖出時，原來大儒、小儒在千犯罪中最下作的勾當——盜墳掘墓！對於反差如此之大的現象，我們感到可惡還是可笑呢？
詩是美的情感的升華，禮是人們行為的規範，總之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可是在這裏，它們卻與最肮髒的行為結合起來，並成為後者的工具，而主其事者卻臉不紅、心不跳地在那裏有條不紊地操作著。這說明工具化意識已經深入其心，世間的一切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那怕它是為人們所愛、所珍的聖潔之物。當然，用儒生以詩禮發塚形容工具主義的泛濫，未免有點漫畫化。但曆來統治者不是都這樣幹的嗎？他們在“恭行天罰”、“以有道伐無道”和“兼弱攻昧”、“一統天下”的偉業中，在使用有形武器的同時，還有一種無形的工具，這就是用各種學說編織成的五色斑斕的抹布，用以揩淨他們在塗炭生靈、戕害百姓的偉業中所遺下的斑斑血跡！而各種學說的原本意義及其至美至善的一麵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傳統文化中的工具化傾向，它把功利目的看作一切，把人類的各種思想成果都貶為手段。無論是儒家的仁義孝悌、禮樂刑政，還是墨家的兼愛、非攻、尚賢明鬼；無論是道家的道法自然、無為、有為，還是法家的綜名核實、明法用術等等，都可以消除它們本身的意義而為功利的目的服務。這股潮流濫觴於春秋時代，盛於戰國，特別是無恒產、無恒心的遊士，他們沒有什麼固定的信仰，各種學說都是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工具。如法家創始人商鞅是個有創見的思想家了，而其學說的主旨也在變來變去。他在遊說秦孝公時，最初說以“帝道”，孝公聽得直打瞌睡，後說以“王道”，孝公仍不愛聽，最後說以“強國之術”，孝公才十分高興，聽得入了迷。最後執行的也是這套“強國之術”。雖然它產生了效益，使秦國由弱變強，但講究操守的人一定要問，商鞅真正的主張是什麼呢？
對於意識形態的工具化，魯迅有極精彩的描繪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有老聃；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逢，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勃朗寧夫婦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麼？勗本華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這個和那個》）隨著境遇的不同，任何理論都可以隨手拈來作為自己的招牌或工具，而且得心應手，毫無穿鑿的痕跡，使觀者心亂神迷，瞠目結舌。這給後來的“活學活用”以無限啟迪。不過往昔是“師”出多門，取宏用精；後世隻是專宗一家，不敢旁騖罷了。古人、今人的手法、手段是相去不遠的。
工具主義傾向濫觴於遊士，張大於遊民，影響到全社會。遊民是脫離社會正常秩序的一群，他們失去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位置，缺少起碼的生活保障。傳統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在他們心目中都失去權威性。他們關注的隻是自己的衣食以及與他們發生關係的利益。他們沒有什麼固定的價值觀念，一切“形而上”的東西都被貶作謀取衣食、攫取利益的工具。什麼“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君子固窮”等等說教都與他們無關。在封建社會的中後期，遊民又是最積極、最活躍的一群，特別是社會大變動時期，遊民中富於冒險精神的勇敢分子非常有可能“變泰發跡”，上升為新的統治者。在社會各階層的垂直流動中，遊民最有可能爬上較高的階層，工具主義就成為他們與各個階層搏鬥的武器。這對其他階層所起的社會示範作用非常巨大，人們看到無原則、無是非才能在激烈的利益鬥爭中取勝，誰不群起而效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