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的不說，崇禎皇帝便是一個深陷矛盾之人，曆史上大多數帝王隻顯示出單麵性——比如“負麵典型”秦始皇、“正麵典型”唐太宗——與他們相比，崇禎身上的意味遠為豐富。弘光時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複雜的矛盾體：明代文天祥有人視為“完人”（如《小腆紀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卻為之扼腕或不以為然（批評者中，不乏像黃宗羲那樣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惡貪鄙之馬士英，觀其行跡，也還未到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地步，在他臉上，閃現過“猶豫”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顯著特色，是“反複”：
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為“正人君子”，忽變為“無恥小人”，抑或相反，從人人唾棄的“無恥小人”，轉求成為“正人君子”。被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來以清流自命，卻在甲申之變中先降於闖、再降於滿的龔鼎孳等，即為前一種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過錢謙益。數年內，錢氏幾經“反複”，先以“東林領袖”獻媚於馬士英，同流合汙，複於清兵進占南京時率先迎降，可兩年之後，卻暗中與反清複明運動發生關係。武臣之中，李成棟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時不戰而降，不久製造驚世慘案“嘉定三屠”，此後為清室征平各地，剿滅抵抗，一路追擊到廣東，卻忽然在這時，宣布“反正”，重歸明朝，直至戰死。像錢謙益、李成棟這種南轅北轍般的大“反複”，固然免不了有些個人小算盤的因素，卻絕不足以此相解釋，恐怕內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糾結，才真正說明一切。
矛盾狀態，遠不隻見於名節有虧之輩，尤應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內心也往往陷於自相抵牾。例如黃宗羲，自集義軍，堅持抗清，隻要一線希望尚在，就不停止複明戰鬥：即便永曆帝徹底覆滅之後，也拒不仕清，終身保持遺民身份，其於明朝可謂忠矣。然與行為相反，讀其論述，每每覺得黃宗羲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君者，他對君權、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時為止中國最徹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複明運動，並非為明朝而戰，至少不是為某個君主而戰，而是為他的國家、民族、文化認同而戰。然而，他的行為客觀上實際又是在保衛、挽救他已經感到嚴重抵觸和質疑的皇權，以及注定被這權力敗壞的那個人。這與其說是黃宗羲個人的矛盾，不如說是時代的矛盾。
在明末，這種情緒其實已是非常普遍的存在，並非隻有黃宗羲那樣的大精英、大名士所獨有。細讀《明季南略》，可於字裏行間察覺作者計六奇對於明王朝不得不忠、實頗疑之的心曲。書中，到弘光元年四月止，對朱由崧一律稱“上”，而從五月開始，亦即自清兵渡江、朱由崧出奔起，徑稱“弘光”，不複稱“上”。古人撰史，講究“書法”，字詞之易，辭義所在。以“弘光”易“上”，是心中已將視朱由崧為君的義務放下——假如真的抱定忠君之念，計六奇對朱由崧本該一日為君、終生是君，但他一俟後者失國便不再以“上”相稱。這是一種態度或評價。朱由崧在位時，作為子民計六奇自該尊他一個“上”字，然而，這絕不表示朱由崧配得上；《南略》不少地方，都流露出對朱由崧的微辭以至不屑。這是明末很多正直知識分子所共有的隱痛：雖然對君上、國事諸多不滿甚至悲懣，但大義所係，國不得不愛，君不得不尊，統不得不奉，於萬般無奈中眼睜睜看著社稷一點點壞下去，終至國亡。
雖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爛，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爛著稱。我們不曾去具體比較，明末的朽爛較之前朝，是否真的“於斯為盛”，但在筆者看來，明末朽爛所以令人印象至深，並不在於朽爛程度，而在於這種朽爛散發出一種特別的氣息。
簡單說，那是一種末世的氣息。過去，任何一個朝代大放其朽爛氣息時，我們隻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並非真死，在它死後，馬上會有一個新朝，換副皮囊，複活重生。明末卻不同，它所散發出來的朽爛，不僅僅屬於某個政權、某個朝代，而是來源於曆史整體，是這曆史整體的行將就木、難以為繼。你仿佛感到，有一條路走到了頭，或者，一隻密閉的罐子空氣已經耗盡。這次的死亡，真正無解。所謂末世，就是無解；以往的辦法全部失靈，人們眼中浮現出絕望，並在各種行為上表現出來。
這是明末獨有的氣質，及時行樂、極端利己、貪欲無度、瘋狂攫取……種種表現，帶著絕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諸多人與事，已無法以理性來解釋。以弘光朝為例，在它存世一年間，這朝廷簡直沒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無頭的蒼蠅在空中飛來飛去，卻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麼。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樂，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同子弟雜坐酣飲”⑤；首輔馬士英明知勢如危卵，朝不保夕，卻不可理喻地要將天下錢財斂於懷中；那些坐擁重兵的將軍，倉皇南下，無所事事，為了誰能暫據揚州睚眥相向……他們貌似欲望強烈，其實卻並不知所要究竟係何，隻是胡亂抓些東西填補空虛。一言以蔽之：
每個人所體驗的，都是枯坐等死的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