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戰事結束，連士升第一時間的決定就是回歸祖國。年底，隻身經高棉前往西貢，經馬德望、金邊到曼穀，然後乘軍用機到馬尼拉，於一九四六年二月抵達上海，逗留兩天之後搭機飛重慶。他回憶道：“二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我安抵重慶，投宿勝利大廈，第二天便搬到親友家裏去住。”他在上清寺我們家暫住，我們記得他白天外出訪友，晚上燈下寫作。
兩個月後，連士升離開重慶去南京，在那兒當了半年公務員。由於嚴重通貨膨脹入不敷出，家眷尚滯留國外，又看到那些養尊處優的接收大員過著豪奢的生活．而一般公務員貧無立錐之地，甚感不平，乃決心離開。他說：“在當時的環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債台高築，陷於無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沒有辦法把家眷接回國。”於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到了新加坡。
他原本隻是想到馬來亞考察兩三個月再作打算，沒想到國內局勢丕變，根本無法回去安居，隻好暫時留在新加坡。一九四八年九月，為新加坡《南洋商報》赴巴黎報導聯合國第三屆大會，順便在歐洲各國參訪。一九四九年正式受聘於《南洋商報》，舉家自越南遷往新加坡定居。
“京派文人”融入新馬
四十歲的連士升，於北方苦讀治學十年．南方顛沛隱居十年之後．終於在南洋覓得一處安身之所，開始了人生另一段充滿挑戰和豐收的歲月。
連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興日報》特派員，任內曾受命回中國作采訪，在南京時，《中央日報》也聘他為特派員。一九四八年，他轉投新加坡《南洋商報》，在歐洲采訪期間寫了大量遊記，後來集結成《祖國紀行》、《歐洲紀行》之《塞納河兩岸》、《地中海之濱》、《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書，由《南洋商報》出版。
連士升初到新加坡馬來亞時，帶著中國北方學者特有的氣質，言談舉止顯得淵博自信。他那沉著、理性、超功利、些許學究氣、喜歡懷『日的文筆，一方麵展現古典色彩，另一方麵難掩鄉土傾向。他當年初到北平時有個感想：“坦白說一句，初到福州與初到北京時，我所得的印象剛好是兩樣。前者是跑進異鄉，後者宛若回到故鄉。”浸潤京城十年的文化與鄉土養分，使得他不自覺地成為一名‘十足的”北京人。
學生時代連士升所追隨的導師與崇拜的文人，多屬於‘五四”時代的現代主義者。他們接受西方文化，但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生於列強欺淩中國的時代，因此關心政治、熱愛國家；他們對社會的不平現象深惡痛絕，因此堅持正義、嫉惡如仇。他們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講究純藝術和純文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大幅度認同西方現代人文精神的同時，不能也不願放棄眷戀民族曆史和文化的情懷。這也許就是‘京派”文人的特質。
從連士升《回首四十年》書中的《北京圖書館》、《北京的公園》、《北京的飯館》幾篇描寫北平風貌的文章，可以窺見他的鄉土視角，嗅出他濃厚的‘北京味”。
他簡潔雋永的表達功力，得自深厚的國學基礎；他用筆條理分明，邏輯嚴謹，源自大學時代所受的史學訓練；他廣闊的國際視野，歸功於長期研究及翻譯外國經濟學名著所累積的學識。
像連士升那樣一個有獨立個性，有審美能力和批判目光的現代知識分子，一下子掉進一個自己不熟悉．文風迥異的南洋文化圈子裏，很難不被那些以本土派自居的華文作家視為異類，或‘非本土”、“外來者”。他們對這位文章寫得好，外語能力強的中國式現代文人也充滿了好奇，尤其是他當上《南洋商報》主筆之後，許多人很想多知道一些這位名報人南來之前的資曆，或轉換工作的過程等等。然而這些瑣碎的是非絲毫無損於他正直的人格。
南洋——或者更狹義地說馬來亞——的華文文藝界，在中國抗戰期間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大體上是跟著中國的抗戰文藝走的。當時就有華文作家反對老是拿中國的題材做藍本的作法，倡議建立發掘本地題材，反映馬來亞社會的文藝體係，他們認為既然生長在馬來亞，就不能不認同馬來亞社會，那才是馬來亞華人的家，而不是中國。唯有這種新的思維，才能表現馬來亞文學的獨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