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會友憶芝琛
何蜀
狗年春節長假的最後一天，二〇〇六年二月四日下午．北京朋友康國雄打來電話：王芝琛走了。
這是個極不願意聽到，但心裏卻又明白是時時可能傳來的消息。
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結識的一些朋友，有許多在書信、電話交流多年後仍未能謀麵。芝琛兄就是其中一個。就在二。。五年底，我打電話向他祝賀新年時，他還開玩笑說：你還不來北京，我們可能就見不到麵了，我們相識這麼幾年，連你長什麼樣兒我都還不知道呢。我當然安慰他‘來日方長”。但我知道他多年的癌症對人的生命意味著什麼。我始終盼著能看到奇跡出現。聽到他說治療後感覺較好，我就為他高興。聽到他說怕活不到明年了，我就勸他別那樣想，別讓思想老糾纏在那上麵，除了堅持治療外，隻要有精神，還是多想想整理他父親王芸生錄音的事，隻要能寫就再寫點文章。我經常告訴他，我等著看他的新作。
我跟芝琛兄的結識完全是“以文會友”，是由他的文章聯係起來的。那是在一九九九年．北京的朋友劉雙（也是至今未曾謀麵的朋友）來信問我，他有個朋友有篇稿子，想給我看看能否用在我供職的雜誌上。我說行，直接寄來吧，能不能用，看了再說。這就是後來發表在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紅岩春秋》上的《（大公報）與“反蘇大遊行”》。因為這篇稿子涉及的曆史背景較複雜，我還要查閱核實一些資料，作一些推敲，就先在一九九九年第六期編發了芝琛兄的另一篇《王芸生劫中獲釋之謎》。這是我編發的芝琛兄第一篇稿子。這篇文章馬上就被《作家文摘》選登了。芝琛兄很高興，說他接到了好幾個給他談讀後感的電話。
從這時起，我開始對著名的《大公報》
人王芸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對王芝琛這位原學理工科的‘哈軍工”高才生但退休後卻改行研究起《大公報》曆史的‘文壇新秀”有了較多的了解。以前我讀過全國政仂《文史資料選輯》上王芸生那篇有關《大公報》曆史的回憶，通過芝琛兄，我才知道，那原來是王芸老在政治壓力下所寫的令他終生悔恨的“自誣之作”。
在編《（大公報）與“反蘇大遊行”》
一稿時，我特意查閱了當年的《新華日報》，從當時報道中摘錄了一些有關文字加到文稿中，特別強調了周恩來當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中稱這次大遊行為‘學生的愛國運動”，並強調應該把愛國與排外分開，把學生的愛國運動與特工人員的陰謀活動分開，把政府與其中一部分不滿政協會議成果的人分開的客觀評價，以及當時《新華日報》按照周恩來“三個分開”的精神所作的客觀報道，以使不了解曆史的讀者和長期以來隻見到過對那場‘反蘇大遊行”的批判性宣傳的讀者能對當時的曆史背景更加清楚。芝琛兄完全同意我這樣的處理，後來他在將此文收進他的《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
一書時，就用的我作了這樣一些編輯處理的修改稿。
此後，我又陸續為《紅岩春秋》雜誌編發了芝琛兄的《抗戰時期中國新聞界的一次慶典——（大公報）榮獲米蘇裏獎章》（2000年第5期），《（大公報）與重慶談判》（2001年第1期）。芝琛兄的稿子，喜歡用沒有格子的白紙寫．字大而挺秀．出於書寫習慣不時會出現幾個繁體字，每篇稿子他都會選配幾張照片，照片四角插入襯底的白紙上切出的斜縫裏，下麵寫好說明文字。很可以看出這位理工科高才生做事的條理性。
在編輯芝琛兄的《（大公報）與重慶談判》一稿時，我看到文稿中引用了當年《大公報》對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設宴為毛澤東一行餞行的報道，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報道中寫到了毛澤東在發表即席講話時，“最後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我為了準確起見，核對了有關曆史資料，發現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重慶談判紀實》一書中轉載這篇《大公報》報道時，不加說明地刪去了最後毛澤東呼喊那兩句口號的文字。然而，同一書中轉載當時《新華日報》發表的毛澤東在宴會上的講話時，卻又沒有作刪節（隻是《新華日報》報道中毛澤東呼喊的是“蔣主席萬歲”而不是“蔣委員長萬歲”）。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了芝琛兄，他還不知道有此事，因為他查閱和抄錄的是《大公報》上的原文（為了研究《大公報》，他花了不少時間坐圖書館）。我征得芝琛兄的同意，把所發現的這一情況寫了幾句話加到了文稿中。
為了弄明白《重慶談判紀實》一書怎麼會刪去曆史文獻中的那幾句原話．我還特地詢問了參與編輯《重慶談判紀實》一書的原重慶市政協一位離休老幹部，老幹部坦誠告訴我．那是他刪的．他們當時編這部文獻書時，思想還不解放，顧慮很多，就刪去了《大公報》報道中有關那兩個口號的記載。這位老幹部是我敬重的前輩，我曾從他那裏了解到許多曆史真相被歪曲、篡改的情況，獲益非淺。因此想到他當年也曾這樣刪節曆史文獻，頗有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