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春節剛過，在國民黨遼西師管區當兵的表兄蔣慶雲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國民黨軍隊。
蔣慶泉回憶說：“當兵可以有飯吃。後來去了南方，駐紮在長江邊上。都知道長江是守不住了，肯定還要往南撤。我想，再撤離家就越來越遠，而且我們老家都是共產黨的地方。我再跟著國民黨，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軍是晚上過江的，這天白天我找到蔣慶雲說要回家。蔣慶雲說，你要跑我就槍斃你。我說我要回家，槍斃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個叫老虎橋的地方。有過江的解放軍在那吃飯，我說我要加入解放軍！那時候也不換衣服，我自己還帶了一支槍。摘了帽徽，我就跟著解放軍追擊國民黨。領導看我腦子好使、學習快，就讓我當步行機員，就是步話機員。
雖然我一九四九年四月才加入解放軍．但一九五〇年十月就在浙江新昌入黨了，我表現很好，一共立了兩次三等功。我們部隊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後駐紮在那裏。我當了解放軍，但離家也越來越遠。我本來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隊受到很大教育，解放軍是窮人自己的軍隊，我們還要解放別的窮人。老家土改又給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實實地跟著部隊。
後來，在一九五二年我隨誌願軍到了朝鮮，是第一批輪換部隊。我們先在東海岸修工事，防止敵人登陸。十二月底，到“三八”線接替三十八軍防務。我們在石峴洞北山，對麵是美七師王牌。
經過幾天的戰鬥，傷亡很大，我們最後退到碉堡裏。除了傷員，就幾個人能打槍，我沒怎麼受傷，因為他們攔著我，讓我呼叫炮火。
我說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彈就打在我們附近，敵人不能過來。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見咱們的炮了呀！敵人就在我們碉堡外邊十米的地方．圍著我們打．用機槍封鎖我們的射擊口。
我就向步話機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們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戰死在這吧。那時候沒想別的，就是讓炮彈向我們開炮，把敵人也炸死。
但是，我還是沒看到炮彈。敵人第四次進攻時，堵著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們。”
當時團部與蔣慶泉直接聯係的是步話機員陸洪坤。他回憶說，聽見蔣慶泉不斷報告敵人的位置：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最後說，直接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問他，會不會對你造成影響？他說，別管了，快開炮吧！陸洪坤聽見蔣慶泉說敵人把炸藥吊到了碉堡門口，“炸我了！炸到我了！”還聽見他高喊：“共產黨萬歲！”
……一直到步話機中完全沉寂下來。
後來一直沒有發現蔣慶泉的遺體，但是他呼叫炮火與敵同歸於盡的事跡卻在步行機員中廣為傳播。洪爐根據對陸洪坤和另一位步話機員穀德泰的采訪，寫出了《頑強的聲音——記步話機員蔣慶泉》，政工機關也準備為他報功，並向軍內外宣傳他的英雄壯舉。
然而，就在五月，政治部傳來消息：在聯合國軍交換的戰俘人員名單中，有蔣慶泉的名字。
蔣慶泉回憶說：“當時昏昏沉沉地感覺有人倒拖著我的腿。四個敵人把我從山上架下來，我看到還有碉堡裏一起戰鬥的人也被俘了。敵人用卡車把我拉走。那天晚上敵人第一次審問我，問我去哪？我說我要回家！
我先被接到漢城的醫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後來轉到釜山戰俘營。剛到戰俘營時，戰友們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來檢查。結果看見我有倆肚臍眼——另一個是刺刀紮的。後來又轉移到濟州第八戰俘營，我所屬的那個隊都是要回大陸的，曾今在戰俘營裏升五星紅旗。
為了升旗，犧牲了很多同誌。這都是我去了以後知道的。咱們在戰俘營有組織，領帶我們和敵人鬥爭，我都是參加過的。
送我們回來那天，板門店搭了一個很大的門。我把戰俘上衣脫了，使勁扔在地上。褲子沒敢脫，因為敵人不給發內衣。我就這樣光著膀子走過去了。
走過去，就抱著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一八〇師那個團參謀長是先回來的，他給我們講話，說祖國歡迎你們回來！我記得特別清：給我們發慰問品，有一盒‘大中華”，抽到這個煙，我們就是回家了。
按照當時的規定，被俘人員不得進行宣傳。洪爐寫好的通訊也沒能發表。後來擔任二十三軍軍長的黃浩在回憶石峴洞北山戰鬥時特別提到，雖然於樹昌‘與蔣慶泉事跡相同，被宣揚出去，而最早被發現的英雄蔣慶泉，卻被埋沒了，連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為此深深感到遺憾。當年的戰鬥中，有多少這樣的無名英雄”。
洪爐和戰友後來以於樹昌為主人公寫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頑強的聲音吧》。這篇文章由《誌願軍一日》主編流量、申述將標題改成《向我開炮！》
《向我開炮！》被《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還被編入語文課本。幾年後，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改編巴金小說《團員》時遇到一個問題：原作為女主角王芳父女團圓的故事為主，哥哥王成是個過場人物，隻有幾行文字，並沒寫他犧牲的事跡。毛烽和導演武兆堤商量後，用“向我開炮”和楊根思的情節重新塑造了一個王成，從而突出“英雄兒女”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