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學狀況
在90年代，大多數文學作品重點表現內容，不太重視文學形式的探索。8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先鋒小說”，以及一些“先鋒”詩人對“敘事”和語言的自覺意識的強調，在90年代基本上已作為一種文學的“常識”被接受，融會在普遍的創作追求之中。也有一些作家，如小說領域的韓東、朱文、魯羊、述平、東西、李馮等，詩歌領域的歐陽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孫文波、臧棣等，對文學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隻不過，他們在文學界受到的關注，遠不如80年代先鋒實驗那樣熱烈。
90年代文學創作仍然把反思曆史作為主題，但在反思的立場和深度以及曆史的指向上，卻有了不同。從90年代初期起，被稱為“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的作家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了曆史題材的寫作。例如餘華的《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蘇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敵人》、《邊緣》，葉兆言的《夜泊秦淮》係列小說和《1937年的愛情》，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麵和花朵》，劉恒的《蒼河白日夢》，池莉的《預謀殺人》、《你是一條河》，方方的《何處是我家園》等。在這些小說中，作家們以整個20世紀的曆史為題材，在“正史”的背景下，書寫個人或家族的命運。有的小說（如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曆史隻是一個忽略了時間限定的與當下的現實不同的空間。所有這些曆史題材小說中，都彌漫著一種滄桑感。個人總是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而成為曆史暴行中的犧牲品。這些小說與五六十年代的史詩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更加重視的是一種“抒情詩”式的個人的經驗和命運。因此，有些批評家將之稱為“新曆史小說”。
在90年代的作品中，也包括有“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題。如李銳的《無風之樹》、《萬裏無雲》，王朔的《動物凶猛》，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等。在散文領域，陸續出版了一些關於50~70年代曆史的紀實性回憶錄。主要的如“火鳳凰文庫”中收入的巴金的《再思錄》、李輝的《人生掃描》等。在批評領域，也有關於反思20世紀的“激進主義”等的討論。此外，還有一些50~70年代重要小說如《紅旗譜》、《浩然文集》的重版和一些過去未能發表的《從文家書》、《無夢樓隨筆》、《顧準日記》等的發掘。這些都是對世紀末人民要求反思曆史的不同的呼應。
90年代商業社會中的消費取向，使得一部分作家更急迫地關注生存的精神性問題。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經確立自己的藝術個性和文學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他們90年代的創作不同程度地表現了關注精神問題和現實批判的主題。這方麵的創作有張承誌的長篇小說《心靈史》和散文《荒蕪英雄路》、《以筆為旗》，張煒的小說《家族》、《柏慧》和散文《融入野地》，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和散文《夜行者夢語》，史鐵生的小說《務虛筆記》和散文《我與地壇》，王安憶的小說《烏托邦詩篇》、《紀實與虛構》和散文《重建烏托邦》。這些作品往往保持一種“精英”立場，試圖尋求反抗商業社會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精神資源。因而，在這些作品中，強化了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等主題。
在90年代，文學作品著重表現了現代都市生活，由於與現實社會的發展保持一定的“同步”關注，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現實主義”理論整合。例如“新寫實”在90年代的發展，“新狀態”、“新體驗”、等命名，都顯示了這種取向。文學在表現“現實”時的基本方式和內容都有一些變化。與此同時“個人”經驗在文學中具有了新的特別的含義。一方麵，意味著脫離80年代的集體性的政治化思想的獨立姿態，另一方麵，個人經驗成了作家據以描述現實的主要參照。前者更多地體現在詩歌寫作中，通常從個人的經曆和經驗以及個人的感受來組織小說的結構，如陳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傳體小說，以及以“親曆者”的身份切入小說的“新狀態”、“新體驗”小說，都是如此。因此，“個人化寫作”（或稱“私人化寫作”）是90年代作家和評論家談論較多的話題。張旻的小說可以看作是這種“個人化寫作”的一例。他的《情戒》、《情幻》、《自己的故事》等小說，多取材於校園人物的生活，以第一人稱的視點展開主人公對自己故事的敘述。主要內容往往與人物的個人情感經曆與欲望體驗相關，著意表現人物的內心衝突和體驗。張旻的敘述委婉平靜，能比較精確地把握細節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