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發展的日新月異，日益突出的“新”現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成為了90年代文學的主要表現內容。80年代“現實主義”所要表現的對象，主要是國家體製之內的人和事。但在90年代，一些體製外的人與事，如都市白領，個體戶，普通市民等，也迅速成了文學的重要表現對象。由於作家無法準確地把握這些現象，因此，他們一般會傾向於從物質存在對個人生存的巨大影響去考慮。例如朱文的《我愛美元》、《單眼皮，單眼皮》，何頓的《弟弟你好》、《生活無罪》，邱華棟的《都市新人類》、《手上的星光》，張欣的《絕非偶然》、《首席》等。這些小說盡管在內容上有新的開拓，但是缺乏思想深度。朱文1991年開始小說寫作，他著重於描寫個人欲望的展開和表現形式。所處理的題材往往帶有某種“道德”反叛性，事件和敘述語言有粗俗化的特點，但是在敘述上卻能夠冷靜地控製節奏，因而顯示出一種特別的活力。何頓擅長於寫以“個體戶”為主的城市小市民，表現這些由“體製內”走向“體製外”的人群的生活經曆。他發展了王朔小說表現的市民生活內容，通過生動的故事具體地展示人物對金錢和欲望的追逐。他的小說以湖南方言作為講述語言，更增加了故事的“原生態”色彩。
90年代文學的轉型
90年代，中國文學同80年代相比，有了重大轉變，主要表現在：
一、泛商品化的文學盛行。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整個社會市場化程度的急速提升，文學迅速麵向市場進行了大幅度的自我改組。有的作家頻頻投入影視創作，在平麵媒體這個最大眾化的領域放大了自己的身影，同時也逐漸將文學創作“資本化”，獲得前所未有的商業利潤。有的作家與出版社聯合操作，炒作“選題、寫作、包裝、精心策劃”的一條龍流程，達到作家品牌化的目的。
商業不但表現在文學生產的社會過程中，也製約著文學創作的思維軌道，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長篇小說數量的猛漲。假如把這些長篇小說置於藝術分析的透鏡下稍稍一看，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敘述泡沫，其實是人為拉長的中篇、短篇小說，這個“小說最長化”的奧妙，自然是文化工業“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在起作用。
二、文學走進大眾生活。從50~80年代，宏大敘事在中國文學中是作家至高無上的追求。文學文本中充滿“時代”、“曆史”、“階級”、“未來”等龐大的話語，顯示著作家的聖潔情結。
90年代的文學截然不同，很多作家將立足點悄悄移動到個人體驗上，以平視的角度，敘述普通人“一地雞毛”式的甜酸苦辣。連軍旅文學這個“紅旗半卷出轅門”的慷慨之地，也空前地“向內轉”，《醉太平》、《突出重圍》等大量作品濃墨書寫軍人們的兒女情長。這一轉變，也使女性文學蜂擁而出。以往在宏大敘事的框架裏，女性作家溫情脈脈的個人化的想象沒有合適的地位。90年代的日常敘事語境，頓時打開了女性寫作的所羅門之瓶，色彩斑駁的女性“私語”、“密語”飛流直下，令人歎為觀止。
三、休閑文學占據市場。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裏，文學是階級鬥爭的工具。80年代的文學以思想解放為主導，“反思”、“啟蒙”的立場清晰可見，同樣佇立於新的思想解放的意識形態大旗下。其間雖然有一些“無主題變奏”，但無礙大局。而90年代的文學淡化了模式，開始了轉化的曆程。這個過程中有兩個方麵引人注目：一是文學的娛樂性大大膨脹，使文學從以往的“飯前祈禱”變調為大眾化的“飯後消遣”。金庸小說的盛行，正是這個變化的一個側麵。二是性文學悄然興起，作品的視角逐漸轉到人的下半部，從原欲、情欲角度窺視人生，並將所見所思毫無顧忌地傾瀉到社會公共空間。
90年代文學的轉型，意味著巨大的價值斷裂。這類轉型，必然包含著深刻的裂變與痛苦。痛苦來自作家自我揚棄中的回腸九轉：惆悵、焦慮、恐懼、壓抑、震驚、孤獨、荒誕……可是，在90年代的中國文學中，卻很少表達出這些痛苦的情緒。相反，作家投入市場狂歡的得意感和批評家出席“理論聚餐”的輕鬆感處處可見。我們的文學為什麼能夠如此愉快地告別痛苦？難道是我們的精神已經成熟到閑雲野鶴、無拘無束的境界？其實並非如此。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負載的是人的憂患。正如屈原所說：“惜誦以致湣兮，發憤以抒情。”喪失了痛苦的文學，必然是隨波逐流的曆史過客，最終被逐出人類的審美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