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新中國成立初期詭譎的國際局勢，中國共產黨從未放棄在以武力解放台灣的同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從1955年直至1970年15年間，中國共產黨就多次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倡議。
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出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萬隆會議期間，1955年4月23日中午，周恩來出席由印尼總理舉行的，印度、緬甸、錫蘭、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代表團團長參加的午宴。宴會後，周總理發表了69字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一講話舉世震驚，使美國十分被動和孤立，這也是新中國第一次提出願意就台灣問題的解決與美國進行對話。
1955年5月31日，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五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7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的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黨貫徹“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在此過程中，中共中央還成立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李克農、羅瑞卿負責，羅青長、淩雲和童小鵬開展具體工作。1956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八大閉幕後，毛澤東在會見有關朋友時表示：“如果台灣與祖國大陸統一，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簽個協定公布。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就秘密來。台灣隻要與美國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團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
為了摸清中共對台政策的意圖，1957年春，台灣當局派“立法委員”宋宜山來到北京進行“實地考察”。周恩來、李維漢、毛澤東先後會見了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將中共對台方針政策向宋宜山作了新的歸納和概括，主要內容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統一後，台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台灣地方政府歸蔣介石先生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去幹預；國民黨可以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外國軍事力量必須要撤離台灣和台灣海峽。
這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關於“一國兩製”方針的最早設想，它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對台方針由“和平解放台灣”向“和平統一台灣”的轉變。
1963年初，經毛澤東親自審定，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是台灣與祖國統一。“四目”是台灣與祖國大陸統一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於蔣；所有軍政及建設軍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後協商解決；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可惜，由於大陸發生“文革”，兩岸商談遂告中止。“文化大革命”後，1978年，鄧小平成為我黨第二代領導核心。在繼承第一代領導人對台政策的基礎上，我國政府的台海政策呈現了新的變化。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了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告台灣同胞書》指出：“我們殷切期望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共同發展建國大業。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
同年1月30日，鄧小平副總理訪美時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演說。鄧小平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隻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製度。我們一方麵尊重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麵一定要使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鄧小平的這次演說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公開明確表示不再使用“解放台灣”的說法，標誌著中共中央的對台政策已從解放台灣（包括和平的、武力的方式）的提法轉向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