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聲音中，最響的就是所謂的“威脅論”。主要表現在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政治等層麵，集中在，不斷發展的中國與西方大國爭奪有限的資源和市場；經濟實力的強大必將催生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自成一體的中國文化的複興是對西方文化的嚴重衝擊等等。
與此同時，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以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環境汙染為代價，因而是不可持續的“崩潰論”；認為中國作為西方大國的利益攸關方，必須承擔和發揮相應的責任，即“責任論”等等，種種論調甚囂塵上。[6]
2.“中國模式說”誇大中國力量
外媒涉華報道近些年也呈現出這樣一種傾向：關注點開始從早前的純粹政治領域向經濟領域轉變。麵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西方媒體認識到中國力量的不可小覷，卻又走向了事物極端的一麵，片麵誇大這種力量，引起受眾誤解，從而對中國的認識又陷入了另一個盲區。
自2008年底全球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以來，中國就以抵禦危機和迅速複蘇的強勁能力，令世界高度關注。《紐約時報》曾發表長文，就中國模式作了深入的探討。該文說，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攀升，中國模式的話題幾乎同比例地增長。頗有影響力的《華盛頓郵報》也刊文表示，當美國在世界各地遭遇困難和打擊之時，中國卻獲得了豐收，這是因為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首次出現了不同於美國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模式。[7]
西方的“中國模式”提法，源於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庫伯·雷默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這種提法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等特點。
對此，中國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央學校前副校長李君如說“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講，我並不讚成‘中國模式’這個提法，我主張‘中國特色’。國際社會不要因為中國的發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做出過度反應。我主張實事求是地研究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的體製特色，而不要炒作‘中國模式’。”[8]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前主任趙啟正表示：“我更傾向於以‘中國案例’替代‘中國模式’。它應該是中國60年來，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理念、政策、實踐、成果和存在的問題的概括。要強調的是這個模式或案例處於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9]
3.“客觀平衡說”有助了解中國
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有關中國的社會、經濟、法製、科教衛生方麵的新聞，尤其是重大突發事件，越來越多地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這在客觀上要求媒體介紹更多有關中國的真實情況，因而在報道中“公正、平衡”成為必須，那種簡單的出於意識形態對立的妖魔化報道已顯得愚蠢。
由於受眾了解中國的渠道和手段越來越多，促使媒體有關涉華報道再也不能信口開河。一些駐京的西方主流媒體記者認為，外媒對中國越來越重視，並且對華報道的領域和範圍都在不斷拓展和延伸。而目前從事與中國有關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絕大部分都學習過中文，熟悉中國事務，在處理報道上會更加平衡客觀。另外，中國更加自信和開放的環境客觀上也催生了這一結果。自2008年中國政府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之後，政府信息公開的透明度加強；而於當年10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采訪條例》，更是方便了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在中國境內依法采訪報道，外媒在華采訪的自由度和透明度增強，在某些方麵也彌補了因采訪不深入或無法到達現場產生的偏差，客觀上提供了公正平衡報道的可能性。
三、積極應對有助於樹立中國良好形象
1.信息透明法
接近事實真相，總會給正直、職業的新聞從業者以更客觀的印象。政府部門應該牢牢地把握信息發布的主動權、主導權，才能在新聞之戰中搶得先機，占領高地。
在2009年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最後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王晨主任重申“及時準確、公開透明”的工作原則，並將“推動政府新聞發布工作，進一步提高為中外媒體提供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信息的服務能力和水平”概括為2009年工作的亮點。據統計，當年黨中央、國務院各個部門舉辦新聞發布會573場，各省區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辦新聞發布會1013場，共1646場，比上一年增加了59場。[10]
2.議題設置法
王晨主任介紹說，2009年，國務院新聞辦“在新聞發布方麵主要圍繞新中國成立60周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經濟發展、社會民生、文化教育、法製建設和民族工作等主題舉辦了60場新聞發布會。”應該說，內容涵蓋了眾多方麵。
但也有個別駐華媒體卻抱怨“非其所好”。除了做到主動向媒體提供信息外，主管部門還應該多研究媒體所需，更主動地與外媒進行話題溝通，了解他們所想所需，主動設置議題，會使傳播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