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中的萬幸是，這兩次悲劇比較及時地被周恩來總理發現。”據原台領導餘宗彥同誌回憶，“記得是1959年，周總理在老大樓三樓會議室作過報告。他說：‘人不是垃圾，可以隨便往外倒’、‘要多換思想少換人’。”（《國際廣播》1995年6月）“1962年11月，周恩來總理就當時的‘左’的思潮針鋒相對地指出，‘現在對日宣傳比較生硬，特別是廣播。對日宣傳要適合日本情況，要使中間分子能接受。’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期特別是1971年到1972年，周恩來總理就‘四人幫’對宣傳工作的幹擾和破壞針鋒相對地強調‘不能強加給日本人民，內容、文風都要適合日本人民。我們的編輯要適合那裏（指日本）的情況。節目好壞，看內容適合不適合日本情況，看聽眾喜歡不喜歡’。周恩來總理還指示廖承誌同誌和國務院外辦，幫助我們的日語廣播糾正‘左’的錯誤。由於得到周總理的指示和幫助，日語廣播從‘左’的幹擾和破壞中，比較早地擺脫出來，回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兩組比較數字說明當時的情況。這是周恩來總理介入日語廣播之前和之後的兩組數字。每組中，前者是周總理介入之前，後者是介入之後的數字。日本聽眾來信從1959年的5225封增加到1965年的74978封，差不多6年增加14倍；從1970年的3796封增加到1976年的80987封，差不多6年增加20倍。”
李順然同誌感歎道：“以上的事實證明，日語廣播什麼時候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那個時候聽眾就多，宣傳效果就好；什麼時候離開了這條路線，那個時候聽眾就少，宣傳效果就不好。”
仍然心係日語廣播
回憶著，敘述著，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了，李順然同誌不僅沒有倦意，相反意猶未盡。他說：“雖然退休在家，但我不能一天不想日語廣播，不能一天不想日語廣播的同仁們。這樣，我借日語網站的一角，開了兩個小欄目——《東眺西望——我想說的話》和《我的漢詩歲時記》，每天像蝸牛一樣，一字一字地爬格子。”
當我們請他談談對我台日語廣播及年輕人的期望時，他略加思索，說：“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傳統的日語廣播正在麵臨新媒體的挑戰。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並存可能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者應該是互相補充，互相聯合，互相推動，成為現代綜合新型媒體。如何處理好兩者關係，找出一套適合日語廣播實際的途徑，可能是日語廣播正在麵臨的、認真思考的問題之一。因此，我認為：
一、緊跟科學技術發展，積極引進科技發展的新成果。在多種新媒體不斷出現的情況下，日語部應結合本部實際積極引進科技發展的新成果，不斷地改進、提升自己，以適應形勢的發展。
二、加強調查研究，製定日語廣播短期的節目方針（或者說當前辦好日語廣播的幾條原則）。日語廣播是以日本為特定對象的政策性、方針性較強的廣播，日語部是相對獨立的一個小電台，必須要有既符合黨和政府的對日政策，又適合日本和日本國民實際的短期、具體的節目方針。隻有這樣才能實事求是地、胸中有數地、大膽地、創造性地、科學地改進節目；隻有這樣才能加強針對性，做到“國家不同，做法不能一樣”（毛澤東主席語）。
三、加快人才培養的速度，適應事業的發展。高科技手段也是由人來掌握的，培養優秀人才是關鍵。培養人才的主要途徑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在戰爭中學會戰爭。在本崗位上有意識地、大膽地使用人才，給他們硬任務，在硬戰中，提高他們的本領。出國進修也是一個培養人才的途徑，最好在日語部工作一兩年，對日語部工作有所了解後，有目的地去進修。最好在日本廣播、電視媒體進修，一方麵提高日語水平，同時學習媒體高新技術。總之，關心人才，愛護人才，熱情地培養熱愛日語廣播、一輩子為日語廣播貢獻自己才識的、高水平的中國專家。
采訪中，李順然同誌一再稱讚國際台領導重視整理國際台發展史和有關人士的資料。他說：“史誌辦目前精心收集整理的這些資料，都是國際台的寶，是國際台的一頁頁曆史。這項工作無論花多大力氣都值得做，因為曆史事實像文物一樣不能複製。它們將來一定會‘講話’，為後人留下可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