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初，原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導演吳天明，及演員許環山，為了提高中國的電影編劇水平，在西安發起組織了一個電影編劇高研班，邀請美國紐約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劇作老師及中國電影導演及編劇前來授課，此班由西安曲江影視集團讚助，無償為學員提供住宿及教學。學員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編劇和導演，他們每人至少已經有一部電影正式公映。
以下談話內容來自蘆葦和王天兵以對話方式在這個編劇班上做的兩次講座，文字由王天兵整理。
本文曾發表於《讀庫0804》。
從藝之初
○王天兵：提起電影，電影發燒友可能首先會想到……藝術。可是，一提起類型片，大家馬上會想起格式化的情節、程式化的人物和正義戰勝邪惡的主題，像007係列和成龍電影等，也就是娛樂產品。
熟悉、不熟悉蘆葦的人可能都知道《霸王別姬》和《活著》這些電影經典是他的代表作，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蘆葦恰恰是寫類型片出道的，他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探索類型片的中國電影人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和周曉文合作了《瘋狂的代價》和《最後的瘋狂》兩部類型片。
今天，我們希望蘆葦能告訴大家，他是怎麼從一個“類型片”作者變成“藝術片”作者的。請以親身創作經驗為例，闡明電影類型和電影藝術到底是什麼關係。
那麼，蘆葦自己講就可以了，為什麼要我和他坐在一起呢？因為每當蘆葦和朋友坐在一起時，他總是滔滔不絕、妙趣橫生，而當他麵對一群觀眾時，卻往往謙虛寡言。我在台上像平時一樣和他交談，可以使他放鬆。大家也可以在旁窺見到他那幾乎取之不盡的電影智慧。
下麵我們進入談話的第一個問題。蘆葦實際上不是學編劇，而是學美術出身的。我先請蘆葦講一下，為什麼突然要做電影編劇而不做美工了？
●蘆葦：今天在座的都是同行，我有一點怯場，所以我把天兵拉來，要是不見天兵我就慌了。
我以前在西影廠做美工助理，然後做美工，當編劇純屬偶然。當年吳天明當西影廠廠長時，周圍都是年輕的新生力量，好多跟我在一塊玩兒的朋友都當導演了。他們突然當導演，就拉我做美工，因為熟悉、好使。
當時西影有非常良好的創作空氣。在拍電影以前，主創全部要參與劇本的研究和談論，美工也得參加。當時我給周曉文當美工。周曉文的第一個電影是《他們正年輕》，但劇本不是很成熟。我邊看劇本邊罵不好。周曉文就說：“你說不行，那麼你覺得什麼（怎麼）行？”我說：“我寫得最起碼比他的好。”周曉文就說：“那你就來改吧。”於是，我白天做美工，晚上改劇本。那個電影特別好玩，在拍完的時候，周曉文又說：“編劇改完了，也拍完了，主題歌還沒有詞呢，你寫一下詞兒吧。”後來歌詞也是我寫的，雜誌上還發過讚美我的文章呢。
我的第二部電影就是《最後的瘋狂》。吳天明當廠長的時候，我們廠的青年導演是有分工的。他安排一撥兒人拍藝術片去獲獎，另一撥拍商業片去掙錢。我跟周曉文屬於掙錢那一撥的，所以就得拍警匪片《最後的瘋狂》。但拿到劇本後，我又開罵。我徹底改了一遍。那時候沒有什麼版權，也沒有署名，實際上都是給朋友幫忙。我也不知道寫得好不好，但肯定比原來的劇本好。
我把劇本給了周曉文。記得他在屋裏看，我在屋外跟他老婆聊天，等他一起出去吃飯呢。不一會兒就聽他在屋裏鼓掌，我知道他認可這個劇本了，感到非常興奮，最起碼這個劇本有拍攝的價值了。這時，我還是繪景工，而且做的都是內景。
周曉文說：“這樣的，你到這個組裏來，給咱們組織下一個劇本。因為組裏有人工經費，咱們可以一邊拍電影，一邊準備下一個劇本。”於是，我就把下一個劇本的提綱拉出來了。我走的時候，他又說：“你又不是編劇，這個錢我也沒有辦法給你。但既然是朋友，就不在乎這一次。”我說：“你給我二百塊錢經費吧。”那是1987年，二百塊錢是一筆大錢，有了它，我可以寫我願意寫的劇本。他說：“好。這可以當差旅費，可以報銷。”
我就到我早就想去的地方去了。那個地方離毛主席的家不遠，在湖南湘潭，那裏是齊白石的老家。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星塘的阿芝》。多少年來，我一直想寫這個劇本，但總覺得好像不到實地寫不出來。齊白石的老家門口有一個大池塘，傳說是星星掉下來砸成的，故名“星塘”。我在齊白石的孫子和侄孫子那兒生活了半個月，寫劇本用了七天。不想十年以後，有一個朋友幫我把這個劇本寄去參加夏衍電影文學獎，還得了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