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葦：我對基督教有好感，來自於它自身的美感。首先基督徒都很幹淨、整潔，教堂也很肅穆超脫。不像我們的寺廟，有的華美豔麗俗不可耐，有的黑煙繚繞破舊肮髒。
我看過《聖經》，純屬於文學的閱讀，不屬於研究，也不屬於探索信仰性的係統閱讀。《聖經》故事在我看來是好聽的故事，而不是深奧教義。
○王天兵：“耶穌”這個形象對你有影響嗎？
●蘆葦：“耶穌”是完美的假定。人這個動物很奇怪，會追求完美。“耶穌”就是人類在情感和理智上追求完美的某種結果。他是完美的寄托。
○王天兵：過去你說過，中國人要是信了基督教是中國人的福氣啊。
●蘆葦：更多的感歎是國人無福消受。
○王天兵：你什麼時候有這個結論的？
●蘆葦：可能就“文革”結束以後吧。我有時候考慮，類似“文革”這種邪教的、半邪教的運動，在中國曆史上為什麼層出不窮？為什麼這種現象在曾經信奉基督教的國家裏相對而言比較少？是不是一神教傳統，對於泛神論的邪教具有某種免疫的抗拒能力？
我們的社會製度跟蘇聯很像，但蘇聯卻沒有全民狂熱式的“文革”，而中國卻發生了。這個問題學界應該做一個比較研究和思考
○王天兵：因為蘇聯還有個東正教背景嗎？
●蘆葦：至少有某種聯係與淵源。你沒發現美國人的眼神，跟中國人是不一樣的嗎？
○王天兵：有哪些不同？
●蘆葦：美國人似乎天性比較沉穩自信。中國人的神情總有種惶惶然不可終日之狀。
○王天兵：心理不安定？
●蘆葦：一種是安定的，一種是不安定的，這就是區別。
○王天兵：這是因為宗教嗎？不完全是吧？
●蘆葦：我覺得有關係。首先他們有自覺的心理生活，而本民族過去是沒有的。舉個例子吧，教徒每個禮拜必須要到教堂去，他的心理問題會與神主、神父去交流，去傾吐。他們的心理問題是有人關懷庇護，是可以得到減壓解脫的。
而中國人往往沒有這個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別說個人與家庭了，一個村子一方區域也難得有這樣一個得以解脫之處。誰去給人的心靈排憂解惑？隻有任其發展成一種心理疾病了。中國農村精神病患者數量之眾，沒在農村待過的人是不大能體會的。
我插隊的時候，鬧鬼鬧神、鬼附體癔症，不乏其人。現在有愈演愈烈之勢。
○王天兵：對這點我必須澄清，因為我在美國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美國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當年的製憲元勳們就鄭重聲明過，美國不是信奉某一種宗教的國家，而是一個所謂世俗的、信仰自由的國家。我認識的美國朋友中幾乎沒有每周去禮拜的人。現在很多中國人以為美國人有信仰，都信上帝，這是一種滑稽的誤區。
其實，中國和人家麵對的問題不一樣。他們的有識之士還在批判信仰，比如英國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迷思》，曾經暢銷全世界，就是逐條批駁宗教信仰，批判信仰可能帶來的迷狂，批判教堂、教會、傳教士的虛偽無知。他們的問題是信仰太多了，而我們也許太缺乏信仰了，導致對西方的誤解。
小布什上台後，美國更趨保守、更趨向宗教信仰，這也早被很多明智的美國知識分子所詬病。另外，美國人的抑鬱症、各種心理病症發病率也是很高的。
其實，有人說我們中國文化的起源是薩滿教。先秦時期有一神教的萌芽，被專製扼殺了。你對薩滿教有研究嗎？
●蘆葦：我沒有什麼研究，但知道薩滿教相信萬物通靈。中國宗教某些地區可能還到不了薩滿教的程度。中國是泛神論。薩滿教當然也有泛神論的色彩。人類曆史上，泛神論和一神論在文化品質上有巨大的差別。信仰可有誤，但信仰不可無。路標亦有誤，但不可無。
○王天兵：對。
●蘆葦：這也是文明的差距。普遍的共識都認為一神論比泛神論要進步，因為它所締造的社會形態比較理性成熟。中國的漢民族是泛神論的一個民族。什麼鬼神都要拜，逛一趟廟總有磕不完的頭、拜不完的神……不信到華山上去一趟。這在西方的國家裏見不著，或很少見。因為中國沒有經過一神教階段，才會產生“文革”期間那種極端的赤裸裸的個人崇拜。
○王天兵：無論怎麼說，羅素也好、維特根斯坦也好，對你是一種人生觀上的啟蒙。
●蘆葦：人類的思想天地其實非常廣闊，空間是無限自由的，你不會再陷入到“毛澤東思想是不是真理”、“林彪是忠臣還是奸臣”這樣的垃圾問題裏麵。另外，應該把文革流行的標語口號做一個專集出來，文本價值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