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混合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它將其他語言固有的成分帶入了該語言中（詞彙量、句法短語、形式和發音）。另一方麵，它是減弱該語言個別部分區別程度和力量的原因。形式的簡化與混合，不合理差異的消除，一些形式被另一些形式同化（類推行為），屈折型變格的失去，以含有前置詞的形式一致的組合取而代之。屈折型變位的失去，取而代之的是含有起源於代詞的前綴，其不同的輔助語氣詞的一致形式組合，形態上可移動的重音消失。在混合的作用下，這些過程會較快地出現。
在自然混合而成的兩種語言發生碰撞和相互影響時，通常是具有簡潔性和固定性的語言獲勝。一些簡潔和清晰的語言形式保留下來，另一些相對複雜和不合理的形式逐漸消失。這樣一來，如果兩種語言混合，如果在一種語言中有性的區分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卻沒有，那麼作為混合的結果，在留下的語言中，這些性的區分完全消失或者至少減弱。如果隻有在其中一種混合語言中有成分或者人稱物主後綴（即表示物品的所屬，或者屬於某人的：我的、你的、他的、她的、我們的、你們的、他們的），那麼非常有可能，這種分析特征或者分散的特征就是混合結果的語言特征，而不是相反。當然，最後，在學派、說教和與相鄰的“純斯洛溫人”的鄉村交際的影響下，這個德語—斯洛溫土語應當越來越失去德語的痕跡，但德語印記的完全消失幾乎是不可能的。
考慮那些及那些類似的、在曆史上已經證明的外族特點在斯拉夫語言結構和組成中的反映，我們有權利認為在更廣的斯拉夫語言世界中有外族特點的類似反映，也就是認為在語言上混合的區域有：保加利亞語域、斯拉夫—馬其頓語域、上盧日支語域、下盧日支語域、大俄羅斯語域、小俄羅斯語域、斯洛溫語域、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域等。在不大的一組列奇亞土語中有一些主要特點。如果不認為有不相幹的非斯拉夫語影響，無論如何也不能解釋這些特點。在斯洛伐克語域、捷克語域和波蘭語域有一些與烏戈爾—芬蘭語係相似的特點。而且，控製語音詞語中的某一音節（波蘭語中的倒數第一音節，斯洛伐克語和捷克語的第一個音節）的單調重音是這三個語域固有的；其次，有利於噝音的唏輔音，，cˇ和噝音s，z，c的混合。這一混合出現在波蘭語域的大部分土語中。
原始的斯拉夫重音，形態上可移動的重音，並不是語音上可分解的詞語的個別音節所固有的，但卻是形態上分解的詞語的個別詞素或者形態部分固有的。隻要還有原始斯拉夫詞語結構的存在，隻要以詞語個別的有意義部分的集中和融合為一個句法上不可分離的整體為基礎的結構存在，這個重音就不會自己消失。而迄今為止，斯洛伐克語、捷克語和波蘭語所有的方言類型都有這樣的結構。由於那些不能接受重音的可移動性而引起的部落的民族混合帶來的震蕩，而導致了這個重音在如今的斯洛伐克人、捷克人和波蘭人，除此之外，還有上盧日支人和下盧日支人的語言先祖那裏已經丟失。
在芬蘭語範圍內，西部的芬蘭人（埃塞尼亞人、芬蘭人等）不會發出波蘭語的大部分土語固有的唏輔音現象非常常見。而不容置疑，以前芬蘭人的居住點較為接近西方。完全可能的是，芬蘭部落的某一部分是與西北部斯拉夫人混居的。芬蘭人曾經與立陶宛部落混居，拉脫維亞部落的形成就是證明。正如我以前所強調的，這種拉脫維亞語的形成發生在所謂的曆史時刻，是建立在彼列施坦研究基礎上的。確實，所謂的唏輔音在拉脫維亞語中遠比在立陶宛語中要少得多。但是在拉脫維亞語中所謂的噝輔音占絕對優勢，在立陶宛語中卻很少見。並且立陶宛語重音的古代關係已經被破壞，很明顯已經湮沒在立陶宛—拉脫維亞範圍庫爾人和利夫人的語言影響下，與現今的愛沙尼亞人更為接近。拉脫維亞語中的重音關係、元音和音節數量與愛沙尼亞語域的類似關係非常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