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形式剛一出現，就為自身贏得了廣泛的市場，從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從國際新聞的報道而論，這些新形式恰恰是國際新聞報道多樣化的表現。雖然其中也包括了社會整體的價值滲透，但從本質上說這些新形式都提升了人，尤其是擔任“受眾”角色的人，在傳播中的作用。當我們點擊新聞、參與討論、閱讀他人的博客時，我們其實都在表明自己的看法，正在創造一種新型的傳播理念。在網絡上，每個人都是“草根思想家”，在無數個體所創造的這種公共空間中，每個個體都不是消極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而是積極的信息傳播者，這是一個以個人而不是以外在的強勢權力為中心的新聞傳播與新聞評論的渠道。
哈貝馬斯當年曾經表達過對於公共輿論形式化的擔憂。“公共批判的趨勢依然存在。所謂的對話有了正式的組織形式，並且成為成人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宗教學院、政治論壇和文學組織的存在依賴於對可討論的和需要評判的文化進行評論。電台、出版社和協會舉辦公開談論，發展出繁榮的副業。如此看來，討論似乎得到了細心的培植，擴展其領域時似乎也不存在桎梏。實際上，討論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發生了變化：討論本身具有消費形式。盡管文化商品的商業化在過去曾經是批判的前提，但批判本身卻根本不處於交換關係之中。批判是私人財產所有者作為‘人’，而且僅僅作為‘人’的交往領域的中心。粗略說來：過去，人們為了書籍、劇院、音樂會和博物館是要付錢的，但是，為了討論所讀的、所聽的和所見的，在討論中才真正獲得的信息，卻無需花費。今天，討論本身受到了管製：講台上的專業對話、公開討論和圓桌節目——私人的批判變成了電台和電視上明星的節目，可以圈起來收門票，當作為會議出現，人人可以‘參加’時，批判就已經具有商品形式。”哈貝馬斯所表達的擔憂實際上也存在於中國的國際新聞報道中，在傳統媒介占主導地位的時候，國家是國際新聞報道的主體，即便存在討論式的公共參與也往往是事先設計好的討論，真正的私人對話很難存在。社會總在發展，中國的國際新聞報道也在發展，這種發展最突出的表現就在於個人作為一種個體化的力量向公共領域的滲透，而網絡恰恰實現了人們的這一偉大的夢想。有專家指出，“如果說電影、廣播和電視宣示了大眾社會的盛宴，那麼互聯網則宣告了大眾社會的消解。群集的共同聆聽的物理的大眾不複存在，媒體環境徹底地‘碎片化’了”。
中國民眾中熱愛思考的個體甚多，他們關注中國的命運，也關注世界的命運。很多問題都可以在網絡新形式中得到公正的討論，讓更多的人意識到自身的責任，從而以個體主體性的行動來解決整個人類所麵臨的各種問題。可以說，國際新聞報道是在世界各國及其人民之間達成共識的一種手段，而網絡報道的新形式為達成共識提供了基本的論證前提。舉個例子加以說明，現在整個世界都麵臨環境問題，人類很難解決自身生存環境的有限性和自身發展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如果環境問題不解決，則很可能導致整個人類的集體死亡。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一般的國際新聞報道也很難表達這樣強有力的呼聲。而網絡媒介新形式卻可以實現這一目的性價值，在每個個體的積極參與下，人們將可能形成保護環境的共識，從而才可能在自己的行動中堅持合理的行為尺度，謀劃一個更加適合人類生存的地球環境。環境問題是個國際問題，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都麵臨環境的改善重任。而要想改善人們的生存狀況，就必須使人們在保護環境方麵達成共識。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了鮮明的意識，中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非常有價值的理念和原則，這些原則不僅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重要精神支柱，而且也是解決世界問題，也包括環境問題的根本指針。我們隻有樹立了人的觀念，充分意識到人在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才能夠感受到科學發展以及和諧發展的重要價值。但是這種觀念需要在國際新聞報道的各種形式中獲得展現，尤其應該在網絡媒介新形式中充分地討論，讓更多的人在公共空間討論中充分認識到環境問題對我們每個人的重要性。這樣的中國國際新聞報道，才算是真正堅持了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從而也才可能在根本上推動世界環境的改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國際新聞報道也應該堅持一種人的生活化的價值理念，人的缺席將使得國際新聞報道失去最重要的價值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