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報道也是通過語言進行理解的過程，可以看做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行為。一切解釋都要使用語言，理解隻有在解釋性的語言中才能實現。哈貝馬斯認為語言問題在解釋學中占據中心位置，“交往行為與其他人類行為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惟有交往行為把語言作為直接理解的媒體。
他說，目的行為隻是把語言作為許多媒體中的一種，通過這種媒體，各為取得自己成就的發言者相互發生影響，使對方構成或發表符合自己利益的願望的意見或意圖；規範調節行為首先把語言作為一種可以提供文化價值、取得一致意見的媒體，這種媒體隻是再現一切其他進一步的理解活動；……”在哈貝馬斯看來，解釋學的研究對象是具有建立人際關係功能的語言行為的意義，即“最基本的交往行為”的意義。對其進行語言分析的目的，是達致“理解”，以作為使“行為同步化的一種機製”。
國際新聞報道中的多種形式都是以語言為載體的，語言交往行為也理應有一種實踐理性的價值趨向，追求共識，這就是國際新聞報道的主旨。
二、國際新聞報道中的解釋困境
在國際新聞報道中，人們很容易在一些關鍵點上產生理解的分歧，這樣就不可能達到彼此之間的認同，造成解釋的困境。國內一本文摘型雜誌刊登了這樣一則幽默：一位廣告設計者，為一種飲料設計了一份很有創意的廣告，它由三幅圖畫自左向右依次排列，第一幅顯示一個人在沙漠裏行走，已經是氣喘籲籲，汗流浹背；第二幅圖則是要推廣的產品；而第三幅畫麵顯示這個人喝完飲料後又變得精神飽滿，容光煥發。但不幸的是，設計者卻被廣告公司解雇了，原來該廣告要投放的地區是阿拉伯人居住區，而阿拉伯人的閱讀習慣是從右向左的！這樣這種飲料豈不是起了反作用？這個故事揭示了文化的相對性及其經解釋所帶來的困境。隻要有國際傳播就無法完全避免這種解釋的困境。
這個故事傳達了一種表象的事實，但在這個事實背後卻有著深刻的原因。
首先，在國際新聞報道中存在著解釋的客觀性要求與解釋者的主觀性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使得國際新聞報道中的解釋困境無法從根本上消除。根據“文化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的“編碼/解碼”理論，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一是同向解讀或“優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的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式解讀，即部分基於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於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無論是哪種解讀，在解讀過程中，解釋者的主觀性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網民在接受網絡傳播的過程中的逆反心理更加普遍，這將導致對客觀世界的一種完全反向的理解。我國曆來重視國際新聞報道在對外傳播中的作用，並曾多次進行報道策略和方式上的調整，但是目前的現狀仍然不能使人滿意，以至於目前的網絡國際新聞報道仍然在“自說自話”。我們經常強調要了解不同國家的受眾特點和文化習俗，並且在理論上也加以踐行，但在實際運作中，我們似乎又完全脫離了對國外受眾特點的具體分析，所以常常迷失方向。如果想在未來引領世界輿論，就必須認真探討我們的國際新聞報道中具有全球普遍意義的傳播規律。
認識事物的本來麵目，這是人們亙古追求的目標。根據海德格爾提出的前理解概念，解釋者在理解過程中要不斷地考察他在前結構內的預期意義，從而發現這些前結構是否基於事物本身。但在無窮的倒退過程中，也就是在解釋的循環中，解釋者又是如何發現哪種解釋是基於事物本身呢？例如，我們將自己的文字所表現的文化和傳統用媒介傳送給國外，外國人總是希望了解我們中國文化的本來麵目，但是在文字轉述過程中有些東西就已經發生了變化，再加上外國人來理解一種陌生的事物，就很難獲得文化的真相了。因此，許多外國人來到中國生活，希望在生活中切身感受中國的文化傳統。雖然如此，他們仍然不可能徹底了解中國文化的真實麵目。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外國的理解者本來是有他們的文化立場的，他們在原來的國度裏生活了那麼多年，怎麼可能不受到其主體結構的影響而完全地理解中國呢？文化都有相對性，一個人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決定了他理解的視角，而這種視角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就是任何一位國際新聞報道中的解釋者都可能會存在的主觀性立場。也就是說，我們在理解一個新事物時不可能完全摒棄前見。或者按照伽達默爾的視域觀點，理解者與他的理解對象都有各自的視域，即人的前判斷，是對意義和真理的預期。文本總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視域，而去對這文本進行理解的人，具有他自己的視域，二者的視域是有各種差距的，這種由於時間間距和曆史情景變化引起的差距是無法消除的。同時，伽達默爾還指出，理解就是相互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但要達到“意見一致”，則意味著對意義的理解具有“同一性”或“主觀際性”。而哈貝馬斯指出，個人間總是“以主觀性為基礎，來確認相互間的一致”。這些因素都阻礙了解釋過程中對客觀性的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