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網絡媒介使得國際新聞的解釋更加便利
網絡媒介的發展為中國國際新聞報道走出解釋學的困境，實現世界範圍內的溝通與協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作為中國國際新聞報道的一個新平台，網絡為人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而信息的增多自然是實現溝通並消除隔閡的重要保障。同時由於網絡很好地實現了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融合，所以在人際傳播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個良好的私人空間，這個空間使得新聞傳播過程更加直接，因而可以更加有效地實現新聞傳播的解釋學追求。
由於網絡媒介上信息的增多，使得人們對於國際新聞報道的理解更加便利。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會出現誤解，而誤解的原因往往是因為信息不夠充分。“設想你正在尋找關於總統彈劾事件進展的信息，如果你登錄的網站被極左或極右勢力所掌控，你能了解到整個事件的全貌嗎？更重要的是，缺乏完整全麵的信息對讀者來說意味著什麼？明智的決定——讓人們在政治、學術、商業或是社會環境等方麵繼續生存下來並不斷發展的決定——隻有在人們了解到充分的信息，而不是部分信息或錯誤信息的情況下方能做出。”在傳統媒介中，媒介本身所承載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這就使得國際新聞的接收者難以在信息暢通的環境中更好地理解對方。“……但是傑斐遜認為，糾正錯誤信息的最好辦法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我們同意他的意見，我們可以指望，大量的信息傳播產生的神話，大體上更加接近真實情況，而不是遠離真實情況的。因為人們能夠理性地把真理和謬誤分開，隻要正確和錯誤的信息並存，且信息量也足夠。”
由於對中國的宣傳方式缺乏了解，所以有很長一個時期，世界對中國所發布的信息持質疑的態度。現在，隨著網絡信息的多樣化，在報道重大政治信息的同時，開始關注具體而微觀的信息，實現了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的結合，所以加深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理解。比如，中國國際新聞報道中一直主張和平的理念，但有些國家的人們卻一直擔心中國的強大會威脅到世界和平，但如果我們有著相應的微觀報道，將中國曆史上追求和平的曆史細節在國際新聞中向世界傳輸，那麼就易於別國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國。事實上，中國的確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有很多愛好和平的信息可以向世界發布，但這在傳統媒介中受到了限製，版麵的限製和時間的限製是傳統媒介無法克服的自身缺陷，而網絡媒介恰好克服了這種障礙，為國際社會的彼此理解並達成共識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哈米德·莫拉納在對各種類型的媒介中的信息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進行分析之後，提出了一個道德框架，並指出道德力量的最終目的是“服務公眾”，而服務的頂點就是傳播主體成功地將一個小組、一類公眾或一個世界（不論多大）推向一個更高的理解和洞察水平。為此，他提出了幾條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阻止戰爭，促進和平”，包括增加可行的和平解決衝突的信息數量；作為事先預警機製，使人注意到潛在的衝突點；提醒對手和平解決衝突的方式；給和平製造者授予榮譽；幫助創造一種有利於和解的公共情緒，等等。莫拉納1986年在完成《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時並沒有提及網絡，但無疑他的主張在網絡時代更容易實現，因此也更容易加深國家間的理解以及世界和諧。
從解釋學的意義上說，要理解某種信息必須有配套信息的存在，配套信息是加強理解、彼此溝通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我們處在一個謀求共識和共同發展的世界，但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首先在各個國家之間以及各個國家的人民之間消除誤會，中國網絡國際新聞報道應該為實現這個目標作出自己的貢獻。當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乃至世界各個國家進行國際新聞報道時都必須本著真誠的態度。哈貝馬斯曾經將人類行為分為四種：“（1）目的行為，這是一種旨在實現某種目的的行為，它僅僅與一個‘客觀世界’相關聯，因此涉及‘真實性’有效性要求；（2）規範調節行為，這是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成員以共同價值為取向的行為，它與一個社會群體或‘社會世界’相關聯，因此涉及‘正當性’有效性要求；（3）戲劇行為，這是一種行為者在公眾麵前進行表演的行為，它與一個‘主觀世界’相關聯，因而提出‘真誠性’有效性要求；（4）交往行為，這是一種主體之間通過符號、語言和對話達到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的行為，它與‘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這三個世界相關聯，因而相應地提出了三種有效性要求：‘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