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國際新聞報道的傳播主體與解釋主體要盡量避免傳播與解釋過程中所可能造成的理解的難題。為此，報道與傳播主體就需要盡量去理解其所傳播文化的曆史，在廣闊的曆史背景中理解傳播對象。一方麵，在報道和傳播自身文化的時候，要盡可能地補充一些背景知識，以真誠的態度清晰地表達自我，在需要論證的地方進行清晰的論證，以便使對方能夠真切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另一方麵，在將對方的文化介紹進來時，需要真誠地了解對方，隻有這樣，才能在主體間性的範式的指導下讓自己的報道和傳播行為更具有溝通的價值。前麵我們講的那個廣告設計者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如果那位廣告傳播者能夠真正地了解阿拉伯地區的閱讀習慣，就能讓飲料更好地走向市場，而他自己也可以獲得相應的收益。無論是傳播出去，還是傳播進來，都需要傳播者的真誠，一個信息的發布，一種文化的宣傳，都不能有任何虛偽的成分，否則不僅起不到傳播的效果，反而會導致誤解，讓對方難以理解自己的文化信息所表達的內容和意義。任何宣傳性的東西，都要避免過分的虛偽。無論在什麼領域中，有兩種宣傳方式最具說服力，一是事實，這就是俗話所說的“事實勝於雄辯”，這種方式以澄明事物本質的形式滿足了人們內心對於真相的期待；二是論證，當傳播中需要表達自己的某種建議和觀點的時候必須進行充分的論證，這樣才能發揮說服的功效。針對這種情況，國際新聞的報道主體（包括專業的新聞機構和發布信息的個人）要注意做到不僅“內外有別”，而且“外外有別”，即不僅與國內的報道不同，而且要注意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受眾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傳播。
對於國際新聞報道中的解釋主體（或者傳播對象）而言，他必須尊重對方的文化，從對方文化中看到其優勢，從而尋求對自己和國際社會的和諧運作有幫助的因素。按照解釋學理論，一種文化傳統和在其中積澱下來的生活形式，通常是以它的成員創造性地接受和改造傳統的方式得以延續的。所以我們不能固守自己的文化，而是要以開放的眼光看待周圍的世界，在創新中求發展。比如前麵所談到的，我國古代社會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它體現在我們文化形態的多個方麵，建築、音樂，乃至民間的剪紙藝術等當中，都有這種理念的滲透。當我們的這種文化形態傳播到國外的時候，外國人必須用心體悟，方能真誠地把握這種文化的精髓，否則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溝通，更談不上建構和諧的國際社會了。解釋是為了一種善，當今社會最大的善就是尋求共識。所以無論傳播主體還是解釋主體，都必須有一種理解異文化的真誠願望，必須放棄誤解和偏見，放棄同化另類文化的企圖。
最後，我們說，國際新聞的傳播者和接受者實際上麵臨一個共同的價值世界，這個價值世界可以成為報道參與者的內在結構的一部分，共同構成溝通和理解的前提。所以在國際新聞報道中要設法“求同”，國際新聞傳播的主體要善於巧妙地將政治元素融入文化符號之中，變更過於直白、刻板的報道方式，讓人們更容易接受中國的主張和觀念。自從啟蒙思想產生以來，自由、平等、民主和正義的精神價值已經在各個方麵得到了普遍的認同。馬克思主義也認同這些價值，在馬克思所設定的未來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自由構成了社會的前提，人的自由而平等的發展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追求。比如聯合國的各項權利公約就體現了對這些價值的詮釋。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無論你的國度和文化是什麼，都必須為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而解釋和構造。不同國度的人們要從各個民族的文化中解釋出與這些價值相協調的因素，用這些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價值去營造和諧的世界局麵。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指出：“中國在國際新聞報道中要堅持闡釋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說明中國與世界各國一道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主張。這是國際新聞工作的主題和重點。要深入報道，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國發展戰略的重大抉擇，是我國對外戰略的重大宣示，盡力消除一些國家的疑慮、誤解，贏得國際社會的了解、尊重、支持。”除了闡釋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之外，國際新聞報道中還有很多涉及全世界共同價值觀的問題，如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合作、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各國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合作與博弈牽動著國際關係的調整和國際力量的分化組合，成為國際新聞報道的關注點、興奮點。正如哈貝馬斯所主張的，真正的意見一致隻能“以共同信任為基礎”，雖然它也有陷於共同的主觀性中的嫌疑，但畢竟已不同於迫於外部影響或暴力所形成的虛假的“意見一致”。解釋是有前見的，當人們站在這些被普遍認同的價值的角度去進行合理性的解釋的時候就會易於實現共識與溝通。中國在報道這些全球性問題時，要與自身的方針、政策、實踐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