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交功能彰顯
在危機傳播中，媒體起著溝通信息、協調利益、解決矛盾的關鍵作用；在國際危機傳播中，媒體還承擔著一部分重要的外交職能。以“利用媒介來闡述和推進外交政策”為主要目標的媒體外交與政治外交、經濟外交、軍事外交、文化外交等共同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外交”，近年來日益受到廣泛關注和重視。
現代國家外交政策從製定到實施，每一個環節都越來越離不開大眾媒體的製約與影響。“無論哪個主要決定或偶爾的相對次要的決定，在白宮、議院或五角大樓作出這一決定都是要考慮媒體的。將政策告知民眾的方式首先是由傳媒理解，然後接受，最後向美國人民傳達某種觀念。”
在國際危機發生初期，事態發展和形勢尚未明朗，此時正式的外交部門很難作出及時回應。這時，大眾傳媒的報道就起到傳遞信息、表明態度和引導議題等多種作用。麵對錯綜複雜的國際衝突與危機，大眾傳媒的傳播能夠使國家的外交政策獲得廣大民眾的理解與支持，從而增強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推動進一步的外交行動。如2010年以來，對於因朝鮮半島危機而引發的“美日韓軍演”，我國政府在正式外交渠道上采取了理性、克製的策略，而與此同時，國內的主要媒體對這一事件予以持續的報道與關注，對美日韓同盟的挑釁行為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這樣政府在國際危機中的外交行為才能變被動為主動，既向國際社會表明了我們維護和平的堅定立場，又避免了引發更大的矛盾與衝突。
在國際危機發展期間，大眾傳媒常以獨立的姿態介入外交決策過程，開展所謂的媒體外交。國家間的外交舉措涉及國家利益，影響國家形象，因此在多方的政治壓力下，外交行動通常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麵對突如其來的國際危機，官方的外交行動自然就很難快速反應、及時應對。尤其是在正常的外交渠道已經中斷的情況下，傳媒就成了國與國之間緩和危機的首選。傳媒以大眾代言人的身份積極推動雙方或多方對話交流，同時可以主動設置議程，影響政府外交決策，建構有利於本國的國際輿論環境。同正式的外交渠道相比，媒體外交的靈活性和效率更高。
三、撫慰功能充分顯現
國際危機事件的突發性、破壞性和延續性等特征，必然會引發社會公眾心理的急劇變化。研究顯示，如果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進行了有效的國際危機傳播，就能大大緩解危機爆發給人們帶來的心理上的負麵影響，而媒體在引導公眾心理定式方麵有很大的作用。針對國際危機事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特征，大眾傳媒隻有遵循其本身的傳播特點，采取相應的傳播策略，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疏導撫慰功能，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從心理學上講，對社會恐慌心理的疏導應側重三個方麵，即樹立戰勝危機的信心；學習應對危機的方法和知識；了解危機發展動態。危機中，大眾傳媒如果能準確把握公眾心理變化的脈搏，了解公眾的特殊心理需求，在報道中積極引導公眾正確認知，疏導公眾的情緒情感，那麼就會減輕危機事件給公眾造成的心理創傷，避免出現心理疾患等次生災害。同時，也可以帶來一些積極的變化，如集體凝聚力的加強、憂患意識的樹立，並在危機過後，使社會心理恢複正常與穩定，增強重建家園的信心。這也正是媒體進行心理撫慰的重要意義所在。
撫慰工作的對象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災區之外的人們，他們急切地想了解災區的情況，而信息的透明傳播正達到了消除人們由不確定性所引發的恐慌心理的目的，使得流言不攻自破，危機傳播的良性效果顯現。前期的撫慰疏導工作是基礎，隻有大眾理性了，才可能團結起來支持救災工作的開展。撫慰的另一部分是對災區群眾的撫慰，這包括知識普及性的撫慰以及後期針對人們不良心理狀況的撫慰。
同時，危機傳播的目標不隻是讓公眾暫時平靜下來，而是要培養他們理性麵對危機的態度，在危機麵前既保持鎮定，又保持高度的警覺和關注，積極配合政府的工作。
四、社會動員功能放大
傳媒在國際危機傳播中的功用不可小覷。公元542年的歐洲居民通過傳言得知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他們很少為某個君士坦丁堡鐵匠的痛苦難過；但是，2003年3月的卡塔爾電視台確實讓每個觀眾被伊拉克男孩的淚水所震撼，並激發出“為此做點什麼”的願望。這就是現代媒體危機傳播的強大作用。國際危機傳播確實減少了孤獨感，激發了人們的同情心理。在現代的國際危機傳播中，危機往往跨越了國界和意識形態，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公共事件。例如，在“9·11”事件中，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都對在這次災難中遭遇不幸的人們表示了同情，向美國人民表示了慰問。這是人類不分國家種族的同情與共情心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