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數詞方麵，日本、韓國、中國具有相似的禁忌和崇拜的對象，都忌諱“4”，都是因為與“死”同音或音近。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崇拜“8”。1996年日本人稱之為“平成八年”。“平成八年8月”中兩個8相連，就代表著“八方運來，吉祥如意”。在日語中，8的發音與“哈”相類似，“888”就成了“哈哈哈”，這一天便成了“笑之日”。1996年8月8日上午8時8分8秒，日本東京有一位著名的漫畫家還向人們發布了《笑日宣言》。在危機傳播中就要充分考慮到此類情況，因為修辭活動麵對的將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更需要注意其文化的背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爭端。
在美國社會裏，我們不能稱黑人“Negro”，“The chocolate is as black as a negro(巧克力像黑人一樣黑）”這樣的語句如果出現在國際危機傳播的修辭中，就是一種民族歧視，會遭到輿論的譴責和抨擊，更不用說達到什麼積極的修辭效果了。
（二）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
作為一種為達到特定交際目標而對語言進行調整，以期收到較好傳播效果的語言活動，修辭還可以分成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兩種不同的修辭方式，對於受眾的心理把握也是不同的。其總目的是通過有效的修辭策略，讓危機事件中的傳播更有成效，傳播主體更加占有主動權，讓事件的處理更加妥當。
消極修辭不是指修辭過程中的態度消極，而是一種專注於語法、邏輯的語言修辭活動。即表達者的說、寫應該合乎語法規範，符合邏輯事理，也就是使當時想要表達的意思表達得極明白，達到沒有絲毫模糊、絲毫歧解的境界，也就是基本修辭。
例如央視中文國際頻道《中國新聞》的一則新聞《菲律賓正式提交人質調查報告》：
主持人導語：菲律賓人質事件的調查工作已經完畢，調查委員會主席德利馬17號將調查報告遞交給總統阿基諾三世審閱。報告具體內容有望於20號前後公布。
解說詞：德利馬當天表示，調查報告長達80多頁，涉及三個方麵：評估事件本身、查明責任人和提出相關建議。報告結論主要是根據生還者的口供，以及直接參與這起事件人員的證詞得出。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當天表示說，他已經收到了報告，並且正在閱讀，將盡快給出答複。
該條新聞是在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後不久播出的，此時的人質危機已經從人質被挾持轉化為一起外交事件。中國民眾，特別是香港地區民眾對於菲律賓警方的失職非常憤慨，同時對菲律賓官方的不作為有很大的意見。
央視中文國際頻道在《中國新聞》欄目中播出這樣的一條新聞，清晰地介紹了事件進展情況，對菲律賓最高元首的態度也有明確展示。其中，對於調查報告出爐、數據使用情況等都有比較謹慎的描述，沒有使用任何過當的修辭手段。這使得整體報道嚴謹、清晰，所表達的態度也是冷靜、克製的。
這是在國際危機傳播中使用消極修辭的典型案例。在該起危機事件承前啟後的過程中，為了使義憤的群眾情緒趨向冷靜，報道主體采取了避免事態擴大的做法，沒有鼓噪添亂，而是在新聞中充分使用消極修辭的手段，通過理性信息的傳達，引導觀眾的情緒逐漸平複，並逐步轉向對事件的冷靜觀察狀態中。這對於合理解決人質事件危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相對消極修辭而言，積極修辭是一種調動一切積極手法，以提高表達效果為終極目標的語言活動。也就是說，為了達到“勸說”、“認同”等目標，修辭主體突破語法規範和邏輯事理進行修辭的活動。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積極修辭是一種超越常規的、創建性的語言活動。
在國際危機傳播中，為了達到特定的傳播效應同樣需要使用積極的修辭。例如，通過對語言係統固有的或是在語言特定組合關係中臨時產生的模糊性的利用，使言語的意義具有不確定性的語言運用活動。
這種由模糊修辭產生的話語就是模糊言語。近年來，我國的新聞發言人製度逐步完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衛生部、國務院台辦等部門的新聞發言人作為典範，在應對各種國際危機事件的時候，都顯示出了高超的應對技巧，表現出十分鮮明、穩定的語言運用特點。而在應對一些不太好正麵對答的問題時，其模糊修辭的運用也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