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觸發機製
部分國際危機事件的爆發反映了國內社會存在的某些亟待解決的社會矛盾或者社會問題，而這些社會問題的存在則暴露出公共政策的失誤或者缺陷。在現實社會中，社會公眾要求政府采取行動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但隻有一小部分被公共決策者所關注。“那些被決策者選中或決策者感到必須對之采取行動的要求構成了政策議程（policy agenda）。”隻有這些能夠進入政策議程的社會問題所涉及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通過政策創新，彌補其失誤或失當之處。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 Baratz）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兩方麵》。這篇短短六頁的論文之所以很快變成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麵，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麵。”政策議程的建立是社會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的關鍵一步。不進入政策議程，社會問題就沒有通過公共政策加以解決的可能性。那麼，社會問題通常經由哪些途徑進入政策議程呢？
美國學者拉雷·N.格斯頓(Larry N.Gesron)將社會問題轉變為政策問題的觸發機製分為國內和國際兩方麵。“國內方麵的因素包括自然災害、經濟災害、技術突破、環境變化和生活演進等內容；國際方麵的因素包括戰爭、間接衝突、經濟對抗、軍備升級等內容。”他提到的這些因素中有一部分指的就是國際危機事件。
另一位美國學者詹姆斯·E.安德森(James E.Anderson)提出了推動社會問題加速進入政策議程的四種觸發機製：“政治領導、危機事件、抗議活動、傳媒曝光”。在安德森的理論中，明確提出了危機事件是推動社會問題加速進入政策議程的一種觸發機製，其中當然也包括國際危機事件。在對危機事件的闡述中，他認為，某種危機事件或突發事件會使某些事情盡快提到政策議程上。盡管社會上有大量的問題已被人們覺察到，引起了廣泛關注與議論，但還沒有達到非采取行動不可的地步，這樣政府也不會采取什麼行動。但在某一突發事件的影響下，把社會上與之相關的事都統統與這一事件聯係起來時，會使決策者為之震動，很快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時，當特別的問題吸引了大眾傳媒的注意，通過大眾傳媒的報道與傳播，能使問題成為政策議程上的重要內容。
這一觀點是把危機事件和傳媒曝光作為兩種不同的觸發機製來進行分析的。關於危機事件、大眾傳播與公共政策的關係，美國學者托馬斯·伯克蘭在1997年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議程設置功能和對危機傳播事件的公共政策運用上的。他認為那些‘突然發生的、不可預知的事件’，在促進公共政策討論方麵起著重要作用。”伯克蘭稱這些事件為“焦點事件”。一個焦點事件有極大的衝擊力，能夠喚起公眾的注意力，並且在製定公共政策方麵容易被人接受。
在以上學者理論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國際危機事件在促使社會問題進入政策議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則對政策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與國內社會問題緊密相關的國際危機事件突然爆發，很快成為大眾傳媒的報道重點，進入媒介議程中，通過對這一危機事件的大眾傳播，引發公眾的關注，進入公眾議程，形成一定的輿論焦點，從而促使相關問題很快進入政策議程，並最終通過政策的創新加以解決。比如，基於“非典”事件頒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基於孫誌剛事件廢除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並代之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