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信仰與“無神論”
據維基百科顯示，世界上大概2.3-2.5億的基督教徒大致分布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韓等地區。今天的美國，每十個人就有九個人信仰上帝。宗教影響著美國的方方麵麵，就連總統就職，也要手按聖經進行宣誓。而中國奉行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當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宗教將會消失。《BBC無神簡史》中也描述了西方對中國無神論的認知，“在西方國家，‘無神論’一般都是指‘一種沒有神的理論’，而在中國大陸，一般無神論其實隻是不可知者，在西方人來講，不可知論者隻是‘沒有宗教信仰’”。雖然中國政府實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西方媒體眼中，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與中國主流的“無神論”格格不入的。因此，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使得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西方媒體總是很難理解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總是在自以為是地誤讀。
（三）新聞背後的國家意識透視
中國新疆地處亞洲腹地——中亞地區，中亞地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並且擁有十分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基於此，冷戰後中亞地區不可避免地成為大國利益角逐的新樞紐，美國也一直在此滲透自己的力量。《紐約時報》在報道“7·5”事件時刻意為“疆獨”分裂勢力辯護，其實也是美國意誌的體現。喬姆斯就曾指出，國家與媒體是緊密結合的，無論是否過度，新聞媒體實際上反映的是掌管國家政權的統治者的觀點。
（四）報紙的內在需求和屬性
前文提到，《紐約時報》是迄今為止獲得普利策新聞獎最多的報業傳媒，而縱觀普利策獲獎作品，“揭醜”似乎成了“主旋律”，這與一直以來西方傳播學者拉斯威爾、賴特、施拉姆等提出的環境監視這一大眾傳媒負載的社會傳播功能相符合，意識形態上也與美國人大多信仰的基督教一脈相承（基督教提倡原罪說）。所以，長久以來《紐約時報》形成了自發性地揭醜的風格，在“7·5”事件中，《紐約時報》也熱衷於從負麵來考量整個事件，對中國政府肆意指責，妄加評論。
《紐約時報》在美國素有“左派旗艦”之稱，代表了美國左翼文化，一般來說，左翼和右翼是民主政體下的兩個派別，是民主政治的概念。在哲學觀、曆史觀上，左翼一般認為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信奉“小民史觀”，其政治主張是偏向下層人民、草根階層的。在這樣的曆史觀影響下，“左派”的《紐約時報》決定了它將目光放在“小民”身上。在報道中，像“witness”、“Adam Grode，an English teacher”等一係列似是而非的信息源提供了種種負麵消息和一係列模糊的信息，進一步方便了《紐約時報》歪曲事實，顛倒黑白。
三、紐約時報與中國政府對待危機的不同方式
“7·5”事件屬於突發的危機事件，且在第一時間激起國內外公眾和輿論的大力關注，中國政府和媒體同樣高度重視，在吸取西藏“3·14”事件的經驗和教訓基礎上，中國政府和媒體在處理此次危機事件中比上一次更顯周全和成熟。
斯蒂文·芬克在1986年提出了危機傳播四段論模式。第一個階段是危機潛在期。這個階段是危機處理最容易的時期，但是卻最不易為人所知。第二個階段為危機突發期。這是四個階段中時間最短，但是感覺最長的階段，而且它對人們的心理造成最嚴重的衝擊。第三個階段為危機蔓延期。這是四個階段中時間較長的一個階段，但是如果危機管理得力，將會大大縮短這一時間。第四個階段是危機解決恢複階段。芬克的這種危機階段分析理論的特點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循環往複的危機全過程。
對照芬克的危機傳播四段論的模式，分析中國政府和媒體在處理“7·5”事件的得失，將有助於我們總結危機事件中的經驗教訓。
（一）危機潛在期
廣東“6·26”韶關事件是“7·5”事件的直接導火索。這起維漢群毆案件，雖然當地政府迅速控製並處理善後，但事件前後，“疆獨”分子借助QQ群、手機短信等新型傳播媒介散布謠言。而韶關事件的始作俑者、6月16日在網上散布玩具廠維族男子強奸漢族女子之虛假信息的嫌疑人，直至6月28日才被警方查獲並逮捕。當地政府和警方麵對流言的四處散布，沒有在第一時間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