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紐約時報》中國議題策劃分析
1.突顯政治議題及中國負麵形象
據對從2009年2月26日至7月24日期間《紐約時報》全球版（The New York Times-Global Edition）Combi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the Global Edition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24/7 flow of geopolitical，business，sports and fashion coverage from a distinctly global perspective.涵蓋的所有報道統計，關於中國議題的報道一共有135篇，也就是說每周6份的《紐約時報》全球版（周末版涵蓋周六與周日）在這段時間幾乎每一天都有一篇關於中國的報道。中國已經成為《紐約時報》報道最為頻繁的國家之一。
從議題布局來看，政治類議題占有半數以上的比重。而在政治類議題中，除去關於眾所周知的西藏問題，以及突發的新疆少數民族暴亂問題之外，還有47條深度報道涉及較為敏感的政治話題，如：政府對互聯網的監控，上訪體製，弱勢群體的生存環境與問題等。在這樣的議程設置基礎上，《紐約時報》所塑造出來的中國政府的政治形象自然而然是“專製主義”、“淡漠民生”、“不尊重民主自由”的集合體。
2．微妙報道手段，“客觀公正”講述背後的觀點滲透
以下是上述調查期間兩則《紐約時報》全球版與《人民日報》英文網絡版關於西藏藏曆新年的報道和新疆暴亂的報道，通過對雙方同一新聞事實的報道摘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兩張不同的報紙在議題策劃與設置上的鮮明對比：
從這兩則報道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紐約時報》與《人民日報》在針對同一新聞事實進行報道的時候，由於采訪對象選用、措辭、語言風格、描述方式等方麵的操作而呈現出來的完全不同的新聞圖景。即使《紐約時報》一直聲稱秉承其“力求真實，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不分黨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的辦報宗旨，然而在這一類涉及敏感政治態度和觀點的報道中，其政治傾向顯而易見。
（1）增添意識形態符號
語言是意識形態的物質形式，是被意識形態所籠罩的用以進行社會控製和權力分配的重要媒介。而作為語言最直接傳播方式的媒介，自然而然成為灌輸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第一載體。《紐約時報》所使用的意識形態符號是潛在的、隱藏的，它從來不會大張旗鼓地宣傳其“美式價值觀”，而是把這種價值觀巧妙地融會貫通到報道的細節之中。
《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幾乎看不到來自於記者/編輯的主觀觀點表達，例如在對藏曆新年的報道中，看到的隻是在對藏民采訪中（且不提此采訪的真實性）“他們去年殺死了這麼多人”所傳達出來的被采訪者對於“他們”（異者、中國政府）的不滿和憤恨，以及第三者描述“在暴亂發生將近一年之後，也就是毛澤東的部隊奪取青藏高原將近60年之後的今天，中國600萬的藏民仍然對漢民有很大的不滿”中所傳達的仍然來自於“藏民”對“漢民”的不滿。而其實這種“不滿”是來自於記者本人或者《紐約時報》對於中國政府西藏政策的不滿，是西方價值觀對於“中國處理西藏本土事務”的不滿。
另外，對新疆暴亂的報道中，《紐約時報》所談到的“維吾爾族是新疆最大的種族，但在烏魯木齊卻是少數民族，因為70%以上的烏魯木齊人口都是漢族人，差不多有200萬左右”和“（這場暴亂）凸現出來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對於共產黨政策的根深蒂固的不滿”，都在極力地刻畫民族矛盾和種族衝突，把極少數維族人的“個人意圖”上升為整個維吾爾民族群眾對於漢族人民的仇恨。新疆向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從史至今就有漢人居住在那裏，大部分的維族群眾與其他民族群眾都是和平共處的大家庭，那些極少數的維族反動分子才是這個大家庭的“異己”，而不是漢族人。《紐約時報》的描寫卻不單單把新疆變成了一個“維族”被“漢族”侵蝕的矛盾核心地，同時還把這種個別民族矛盾上升為“西部少數民族對於共產黨政策”的大民族矛盾。正如黃愛萍教授所說，“美國媒體由於受意識形態影響，普遍存在著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常以自己的意識形態標準衡量中國的一些問題，對中國橫加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