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迄今，中國宗教已走過了30餘年改革開放的曆程。回顧既往，30餘年來，中國宗教與我們偉大的祖國休戚相關，經曆了滄桑巨變。改革開放後，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中國宗教狀況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我國伊斯蘭教界，當年老一代宗教人士，主要承擔的是配合政府，落實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盡快恢複清真寺，培養伊斯蘭教教職人員，走出國門、宣傳自己，積極開展對外交往活動，獨立辦教、解決教內的自養等問題。今天的新一代教職人員，繼承老一代的優良傳統，擔負起繼續貫徹落實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處理與協調“五大關係”，構建和諧社會，配合協助黨和政府，滿足信教群眾開展日常宗教活動，搞好教務，管好寺務，積極協助政府做好社會穩定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宗教也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筆者是一名伊斯蘭教教職人員，對當前宗教活動人數驟增與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問題，結合筆者的工作實踐與體會，談些個人的初淺認識與思考，不足之處，謹請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宗教活動人數驟增的緣由伊斯蘭教始於唐代傳入我國，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曆史了。在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有10個，他們是：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塔吉克族、東鄉族、撒拉族和保安族，人口達2300多萬。為了滿足各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求，全國從事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4萬多人，全國有省、市、縣級伊斯蘭教協會426個。在我國各地現有的4萬多座清真寺，其中有的建於1000多年前，是穆斯林先民留下的寶貴遺產，有的建於20世紀，是現代建築藝術的結晶。
伊斯蘭教傳入上海始於元代，上海地區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鬆江清真寺即建於元代，是伊斯蘭教傳入上海的標誌。上海開埠後，隨著回族移民的增加而有較多清真寺出現。上海曆史上共有過26座清真寺（包括女學）。其中有的隨曆史的變遷而湮沒，有的毀於戰火，有的經合並而不複存在，迄今尚有7座（含1座女寺）。直至20世紀80年代，上海穆斯林人口增長率由於多種原因，始終處於較低水平。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上海各清真寺宗教活動開始有序、穩定、正常的開展，當時清真寺的禮拜鄉老基本依賴本市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進入新世紀，黨中央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審時度勢地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力圖使西部邊疆與貧困地區的少數民族穆斯林邁向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不少西北穆斯林賣掉僅有的房屋、牛羊，破釜沉舟，離鄉背井，來到他們向往的國際大都市上海尋覓生計、安家落戶。通過他們自身的艱苦努力，一家家“蘭州拉麵店”、“清真飲食店”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蓬勃出現。為了避免一家挨著一家、一戶挨著一戶開設經營店鋪的利益衝突，他們自發組織管理人員，並製定相應管理條文，甚至邀請本市阿訇參與、見證，處理一些具體矛盾。
上海是少數民族的散居區，原有的穆斯林人口並不多,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內外來滬的穆斯林日益增加。據市公安局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6月，全市戶籍少數民族124150人，而申辦居住證的來滬少數民族達139171人，其中具有清真飲食習慣的少數民族98875人（戶籍72713，辦理居住證26162）占37.5%。清真寺是這些新來者的精神歸宿，有事找清真寺，有想法與困難和阿訇交流、溝通。阿訇是他們伊斯蘭信仰、行為的楷模，靈魂的撫慰者。據筆者在工作中發現，現在本市清真寺的禮拜鄉老，70%都是來自西部邊疆、伊斯蘭教國家的穆斯林兄弟。來上海各清真寺參與宗教活動的穆斯林人數顯著上升。
宗教活動人數驟增帶來的困惑隨著國際大都市的功能定位確立，上海世博會的舉辦，上海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與提升，本市各清真寺的服務功能呈現出難以與時俱進的境況，困難重重、捉襟見肘。禮拜人數的驟增，對本市各坊清真寺的服務功能的壓力顯得尤為突出。每星期五的主麻日、開齋節、古爾邦節就是明顯的例證。清真寺的水房、大殿，寺院的裏裏外外，可說是人滿為患。有的清真寺外馬路上，道路兩旁都跪滿了禮拜的穆斯林。一旦遇到刮風下雨、天寒地凍，穆斯林兄弟們隻能跪在馬路上的冰涼潮濕的水泥地裏，鞠躬、叩頭。有的晚到的兄弟們找不到席子、地毯，就隻能將自己的外衣脫下來，放在潮濕的水泥地上做禮拜。許多公安幹警、過路的非穆斯林群眾常被這一情景所震撼。他們遇見我就會談起此事，並情不自禁地對我們說：“你們穆斯林的心真誠啊！”尤其是每逢禮拜結束，清真寺內外擠滿了禮拜的人群，馬路上的汽車喇叭、小商、小販的吆喝聲此起彼伏，可謂“盛況空前，蔚為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