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伊斯蘭複興運動初探王豪斌回族學者傅統先在其《中國回教史》一書中寫道：“回教在中國之演進，於唐宋則為經濟上之興盛時期，於元明則為政治上之興盛時期，清季為經濟政治上之衰落時期，民國以來，則為思想文化上之複興時期。”傅統先：《中國回教史》，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頁。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中國，一千三百年來曆經了唐宋元明時期的興盛，也遭受了清政府高壓政策之下的衰落。進入民國之後，中國伊斯蘭教又一次得到了複興。這場民國史上的伊斯蘭複興運動究竟是一場怎樣的複興運動？它對於民國伊斯蘭教與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怎樣的意義？以達浦生為代表的回族知識分子在這之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一、達浦生與他的伊斯蘭複興思想
達浦生的伊斯蘭複興思想的形成，與其所受的教育有著莫大的聯係。出身於阿訇世家的達浦生，7歲入蒙館習漢字，10歲進六合南寺義學，接受寺院教育。17歲赴南京常巷清真寺，專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蘭教經典、教義。由此可見，達浦生在其學齡階段接受了係統的漢學與伊斯蘭教育，這也為他後來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1894年，達浦生投學北京牛街禮拜寺，拜著名的阿訇王寬為師，進一步深造；並在兩年後穿衣掛幛，正式成為阿訇。在達浦生後期的宣教“臥爾茲”與學術著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王寬阿訇的思想給予了達浦生很大的影響。王寬阿訇可謂是近代中國這場伊斯蘭複興運動的發起者、中國伊斯蘭教曆史新紀元的開創者。他試圖通過普及教民文化教育，改革舊有的經堂教育來振興回族與複興中國伊斯蘭教的努力與實踐，被視為近代中國領導伊斯蘭教走向複興之“第一人”。在王寬阿訇的影響下，年輕的達浦生繼承了恩師的思想與誌向，並將這些深深地融入在他自己的伊斯蘭複興思想之中。
此外，對達浦生的思想同樣產生重大影響的是：自1921年至1928年他受聘於上海協興公司這一時期，其在國外遊學的經曆。當時，為了進一步促進中外穆斯林經濟文化交流，在公司的資助下，達浦生於1921年出國。在此期間，他訪問了印度、中東各國，邊經商籌資邊學習考察，與各地伊斯蘭學者講經論道。後來，在他所撰寫的《伊斯蘭六書》的自序中，達浦生這樣回憶到：“餘嚐數遊埃及、阿拉伯、印度等國，觀乎彼邦伊斯蘭教之精神，心有感焉。對於吾教真諦，每思有所著述，以為宣道傳教之助。”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
（二）複興思想之分析
《伊斯蘭六書》作為近代中國伊斯蘭學術史上一本係統論述伊斯蘭信仰的專著，集中展現了達浦生的伊斯蘭複興思想。達浦生撰寫此書旨在：宣伊斯蘭之教義，興伊斯蘭之宗教。
“溯吾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中土，迄今已千數百年，教胞散處四方，不下五千萬眾。然而其道未昌，其教未揚，推原其故，蓋由宣道無人，傳教乏術，非失之於食古不化，即失於真理未明。”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顯然，達浦生將伊斯蘭教“道未昌”、“教未揚”之原因歸結為“宣道無人，傳教乏術”，而撰寫《六書》的目的便在於“宣道”與“傳教”。他認為：中國伊斯蘭教的複興，其根本是要複興伊斯蘭教的思想文化。這與其恩師王寬阿訇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在《中國回教俱進會本部通告》序中，王寬阿訇寫道：“餘遊土耳其歸國後，始知世界大勢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圖存。遂即提倡興學。”王寬：《中國回教俱進會本部通告》序，載白壽彝：《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頁。中國伊斯蘭教若要在近代社會的變革中求以圖存，就必須順應“世界大勢”，“注重教育”、“提倡興學”。為此，達浦生將複興中國伊斯蘭之教育與思想文化視為己任，撰寫《六書》也正是出於這樣一個目的：“對於吾教真諦，每思有所著述，以為宣教傳道之助。”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前引書，第8頁。
《伊斯蘭六書》之宗旨在於為中國穆斯林以及中國伊斯蘭教建立起一套係統的伊斯蘭教義與文化，故達浦生在自序中稱《六書》“前三者為窮理盡性之學，後三者為修齊治平之訓”。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前引書，第8頁。其書六卷“分”則各有其不同主題，“合”則共有一個主旨——即建立一套“窮理盡性，修齊治平”伊斯蘭教義與文化。
興教育——以教育興宗教，中國伊斯蘭教複興之關鍵在於思想文化的複興
在達浦生看來，伊斯蘭教之盛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國，都與教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夫宗教之盛衰，全在教胞之強弱，而教胞之強弱，端賴教育與文化水準之高低。……伊斯蘭教之強盛，豈非由於教育之發達乎？……然則伊斯蘭教之衰弱，豈非由於教育之廢弛乎！”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前引書，第8—13頁。
中國伊斯蘭教之所以在清朝末年走向衰弱，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然而究其根本，主要在於中國穆斯林思想文化上的衰弱。從海外遊學歸來的達浦生，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試看今日近東各伊斯蘭國家，是何人之國家？為何卑賤一至於此？為何不能如祖先之英明有為？無他，即失卻吾聖賢本《古蘭經》旨布教立國之宗旨也——教育與文化。”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前引書，第14頁。
對於中國伊斯蘭教之生存而言，世界各伊斯蘭國家在近代社會中的發展是其值得借鑒的範式。在遊學海外的這段時間裏，達浦生深深地體會到思想文化對於其民族、其宗教再次走上強盛道路的重要意義。若要複興中國穆斯林之思想文化，則必先複興中國伊斯蘭之教育。以教育興宗教，通過複興伊斯蘭之思想文化從而達到整個中國伊斯蘭宗教的複興，成為達浦生伊斯蘭複興思想的核心內容。
明教理——“窮理盡性”以明伊斯蘭教義，“修齊治平”複興中國之伊斯蘭教
何故今日之中國伊斯蘭教“宣道無人，傳教乏術”呢？達浦生給出的答案是“非失之於食古不化，即失於真理未明”。為此，若要以教育興宗教，我們必先摒棄這種“食古不化”、“真理未明”的教育。雖然，中國伊斯蘭傳統教育在近代社會中出現了種種弊病，然而達浦生對於這種傳統式的伊斯蘭教育並非一味地排斥與摒棄。達浦生渴望的是以一種全新的教育形式與內容激活中國伊斯蘭思想與文化的動力，用這股力量推動中國伊斯蘭教走上複興之路。
在達浦生看來，“食古不化”雖是中國伊斯蘭教發展的最大阻力，但“食古”之舉並無不可。所謂“食古”，即因循和繼承伊斯蘭教傳統教育之法——將宗教教育（認主學）作為伊斯蘭教育的本旨。由於伊斯蘭教不能脫離其宗教的本性，故而宗教教育就成了伊斯蘭教育中最為關鍵與本質的一部分；而認主學作為一切伊斯蘭思想文化的基石與源頭，同樣也成了伊斯蘭教育的起點。
“《古蘭經》中敘述真主創造自然界及其中許多跡象，意欲不外乎示人以認識，教人以感謝，勉人以思維，作一崇尚道德，保持至上品格，與世有益之人。”達浦生：《伊斯蘭六書》，前引書，第21頁。
“示人以認識”，是為“知”；“教人以感謝”，是為“德”；“勉人以思維”，是為“智”；從“知”到“德”再到“智”，以《古蘭經》為原本的宗教教育，的確給予了穆斯林一套自上而下的、全麵的思想文化教育。然而，何以這種傳統的伊斯蘭教育沒有使身處近代社會的中國伊斯蘭教走出困境？達浦生的回答是：“食古”必須“化之”。達浦生的伊斯蘭複興思想不隻是繼承與因襲傳統伊斯蘭思想文化的產物，而是將中國儒釋道文化與西方近代科學思想融會貫通於伊斯蘭教教義之中，所形成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達浦生不僅吸收西方近代科學主義的思想，更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汲取養分，以促使伊斯蘭思想煥發其新的生機。丁正熙在其《用中國固有的文化作中國回教運動》中曾經指出：“至於回教教義，根本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多相符合。……大而至於綱常倫理，小而起居食息之類，莫不立教者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回教之教義亦載是也。”李興華、馮今源：《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4—975頁。
為此，達浦生亦運用了大量儒家思想中的概念來闡釋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這種“以儒釋伊”的方法其實並不罕見，明清之際的“回回理學”亦屬此類。然而，較之最初的“回回理學”，達浦生不但注重儒家思想中“窮理盡性”的形上一麵，更注重其“修齊治平”的形下層麵。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