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樂樂日前全球熱映的電影《2012》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反響，雖然其沿用了老套但不過時的劇情：小政府、大家庭、愛情故事等等，但事實上這部影片帶有濃重的宗教色彩，其雜拚式的宗教資源支撐有：瑪雅預言、《聖經》、《易經》、藏傳佛教。該影片揭示的主題是：人類在當今高度發達的科技水平下，麵臨著種種生態危機；而人類終將何去何從，隻能基於不同信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相互團結基礎上的救贖。這部影片發人深省的結局是：標誌著“Made in China”的諾亞方舟最終挽救了全人類。在製造大眾娛樂的同時，這部影片也引發了人們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哲學思考，並將宗教問題再次投入到世人關注的視野。與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關於“文明與宗教”衝突論斷之不同的是，電影《2012》中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間表現出彼此相通、彼此團結的局麵，從而挽救了世界，挽救了人類。電影在虛構之中實現了宗教的對話與和諧，而非衝突與對抗，這是不是也預示著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宗教與社會和諧是可以實現的呢？如果並非像亨廷頓所斷言的冷戰後的未來世界將從以往的政治、軍事衝突和對抗轉向文明與宗教間的衝突與對抗，那麼宗教與社會和諧的基礎又是什麼呢？在這篇論文中，筆者試就這一問題做一淺論。
一、塞繆爾·亨廷頓關於文明
與宗教衝突的論斷在2008年的聖誕節，被稱為“近20年來美國學界最富爭議人物”的塞繆爾·亨廷頓去世了，但他的“文明衝突論”至今仍被人們廣泛議論。事實上，在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之前，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了“曆史終結論”。福山認為，冷戰的結束標誌著自由主義取得了勝利，大規模的國際衝突已經消失，自由主義的民主和市場經濟是未來社會的唯一選擇。而在理論上比較保守的亨廷頓不大同意福山的觀點，他認為，以往衝突的根源是經濟，後來又成了意識形態，未來將是不同文明的差異，實際上也就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衝突。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將文明理解為一種“實體”，並基於當代社會地理學和政治地理學的所謂“板塊理論”，把全球文明劃分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事實上，這些文明又往往是以某種宗教作為其核心的內容，如西方文明以基督教為核心，伊斯蘭文明則以伊斯蘭教為核心，而中華文明則以儒教為核心。亨廷頓認為，在華約垮台、蘇聯解體、世界兩大陣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冷戰消失後，國際舞台上的衝突將不再以意識形態為界限展開，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形式展開。而這種文明間的衝突主要表現在文明的“斷層線上”，即在宗教上主要體現在歐洲的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文明和以中國為核心的儒教文明之間的衝突參見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7頁。。亨廷頓還強調他本人所屬的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戰，他特別擔心的是儒教文明（實際上是指中國）與伊斯蘭文明（主要是指阿拉伯世界）可能聯合起來對西方文明構成嚴重挑戰。亨廷頓設想的這種可能衝突模式，也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封麵上有著象征性的表達：將代表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建築置於兩側，中間則橫亙著中國的長城。這種象征也暗含著，一種平衡以及平衡被打破的可能。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提出之後，在國際政治學、外交學、軍事學乃至宗教學界都受到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當然也遭到了不少學者的批評。批評者們指出，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論隻是一種“假象狀態”，是亨廷頓基於對自身所處的西方文明的危機意識的反映，而且文明能否作為一種“實體”而成為衝突的對象，這本身就值得懷疑。此外，也有一些學者還指出：“雖然亨廷頓聲稱的衝突並不等於戰爭，然而也不排除衝突可以引發戰爭。‘文明的衝突’是一種說著說著就會自動實現的帶惡兆的語言（selffulfiling expection）。”參見李慎之：《數量優勢下的恐懼》，載《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附錄），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頁。事實證明，宗教文明的衝突已經或者正在變成一種“selffulfiling expection”——“前南戰爭”、“9·11事件”、“巴以衝突”、“海灣戰爭”、“曠日持久的中東衝突”、“兩敗俱傷的兩伊戰爭”等等，都證明了衝突與戰爭背後或多或少的不同宗教背景。其中，作為猶太教信仰為核心的以色列與以伊斯蘭教信仰為核心的巴勒斯坦之間的長期衝突，雖有其複雜的曆史原因，但不同宗教與民族的背景是無法抹去的構成衝突或加劇衝突的重要因素。讓我們非常沮喪的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暴力衝突愈演愈烈，看不到和平的曙光。這種衝突牽引著整個伊斯蘭世界，幾乎所有的伊斯蘭教國家都站在巴勒斯坦一邊，如果說這裏麵沒有宗教的因素，那一定是自欺欺人。從宗教的角度來看，猶太教的以色列成為基督教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緩衝地帶，因此美國站在以色列一邊，而這往往也潛在意味著與整個伊斯蘭世界對立；同時，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與以巴衝突緊密相連。拉登反美的主要借口就是處於對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追求以及對美國支持以色列對抗巴勒斯坦的不滿。此外，伊拉克、伊朗的反美也常常以美國支持以色列為由，而一些伊斯蘭極端分子則是直接將美國支持以色列作為聖戰根據。還有，阿富汗的戰爭還沒有結束時，南亞的兩個大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又發生激烈的邊界武裝衝突，起因是恐怖主義分子對印度國會的武裝恐怖襲擊。印度認定襲擊是巴基斯坦境內的兩個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要求巴基斯坦當局逮捕他們，並引渡到印度審判。而巴基斯坦方麵要求印度提供證據，印度方麵拒絕提供，於是雙方調動軍隊在邊境部署，大戰一觸即發，雙方都威脅對方不惜使用核武器。印巴衝突表麵上看是克什米爾領土爭端，事實上是也存在著曆史形成的宗教仇恨。由此可見，即使我們不願意或者不好將現在世界上發生的衝突看作是一種宗教文化衝突，但事實上宗教的因素是客觀存在的。不僅如此，一些恐怖主義活動也主要以宗教活動形式展示出來，而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實際上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應該承認，亨廷頓為我們敲響了警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衝突往往是各種不安定因素與各種騷亂，甚至戰爭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我們不得不正視宗教間和平的問題，不得不冷靜分析宗教間的關係，尋求宗教對話與和諧的基礎。我們可以不完全讚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斷言，但我們卻不能不致力於尋求解決亨廷頓提出的可能導致衝突的宗教問題。因為，正像影片《2012》中描述的那樣，不同文明的共存，不同宗教的和諧才是人類社會的“諾亞方舟”，我們應該去努力探尋這個能拯救人類的寶船。
二、共同倫理：當代宗教與
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當今國際社會已經進入所謂的“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於交通與信息的高度發達，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間的各種形式的交往合作日益加強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不過，在這種緊密聯係與融合的趨勢下，不同文化包括不同宗教的多元性矛盾也不可避免。而在當今社會中，各種衝突與紛爭，往往就源於觀念（價值）層麵的差異，而且正如前文所述，民族間的爭鬥與衝突往往與各民族的地域性宗教間的衝突有著內在的關聯。由此可見，“全球化”並不僅限於物質和經濟層麵的融合，也應該是文化和文明的溝通與協調，而宗教傳統間的對話與和諧則是消除各種有形衝突的深層保障。
對於當今世界宗教的多元化，劉小楓先生指出：“‘多元’的含義首先意味著，某一宗教的意義—價值理念的絕對性訴求，在現代型國際政治生態中受到限製。這樣一來，多元宗教的問題就向兩個層麵延伸：一、諸宗教的意義—價值理念在一個公共性的宗教語境中展開身份平等的對話和相互理解；二、從國際政治的現代語境出發，探討諸宗教的共建國際政治倫理的可能性。”參見劉小楓為漢斯·昆（孔漢思）《世界倫理構想》所作的中文版前言，漢斯·昆（孔漢思）：《世界倫理構想》，周藝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事實上，要想在宗教的意義—價值層麵謀求宗教信念的世界性統一，是不可能的。那麼，如何實現不同宗教間的對話與和諧呢？於是，尋求一種可能的“共同倫理”或者所謂的“普世倫理”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發現，隻有在“共同倫理”的基礎上，不同文化與不同宗教背景的人群才有彼此對話、和諧相處的基本可能。在探尋與推動世界性“共同倫理”的嚐試中，西方的基督教神學界發揮了積極作用。先是著名的瑞士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在1989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上提出“沒有各宗教間的和平，便沒有各民族間的和平”，並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演講中宣傳這一理念。1990年，孔漢思又出版了《全球責任》一書，第二年該書在英國與美國出版，並加了副標題《探求新的世界倫理》。2002年該書中譯本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其扉頁上印有：“沒有世界倫理，則沒有人類的共同生活；沒有宗教間的和平，則沒有世界的和平；沒有宗教間的對話，則沒有宗教的和平。”在孔漢思提出“世界倫理”的構想之後，得到了不少人的呼應，1991年，美國天普大學的斯威德勒教授（Leonard Swidler）發出一份呼籲書，號召起草全球倫理宣言。此後，在經過世界各大宗教的一百多名專家以及世界宗教議會理事會和籌備委員會的谘詢和認可之後，最後在1993年9月為紀念第一屆“世界宗教議會”一百周年而舉行的六千多人參加的“世界宗教議會”全體大會上得到了討論和通過。這份世界倫理《宣言》在曆數了當今世界上各種人為的苦難之後指出，從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準則中，提出了全人類都應當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則。在“世界倫理宣言”中有一條極為重要的、被稱為金律（Golden Rule）的倫理原則就是：每個人都應受到符合人性的對待。這一倫理事實上在不同的宗教教義之中都有極為相似的表達：孔子（約公元前551—前479年）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論語·衛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