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雖然是《談翻譯》，但並不想在這裏談翻譯原理，說什麼信達雅。隻是自己十幾年來看了無數的翻譯，有從古代文字譯出來的，有從近代文字譯出來的，種類很複雜，看了就不免有許多雜感。但因為自己對翻譯沒有多大興趣，並不想創造一個理論，無論“軟譯”或“硬譯”，也不想寫什麼翻譯學入門，所以這些雜感終於隻是雜感堆在腦子裏。現在偶有所感，想把它們寫出來。因為沒有適當的標題，就叫做《談翻譯》。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隻是雜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係統裏麵去。以下就分兩方麵來談。
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連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隻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要翻譯不行。
但我們不要忘記，翻譯隻是無可奈何中的一個補救辦法。《晏子春秋·內篇》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橘移到淮北，葉還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歎裏麵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麼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裏麵隻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字裏行間的意味卻一點影子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卻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變味的橘樹再移遠一次。可惜晏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麼。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會變成什麼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麼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用不著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裏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麼什麼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鉛筆記出哪是主詞，哪是動詞，哪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五裏霧中，再也難掙紮出來了。因而就很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據說裏麵還有好東西，但我寧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麼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隻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隻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麼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轉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卻是汗牛又充棟。諸位隻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隻再舉一個例。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無論對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卻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麵卻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卻隻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隻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裏，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隻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隻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隻要有勇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