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談我和外國文學，簡直像“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談起”。
我從小學時期起開始學習英文，年齡大概隻有十歲吧。當時我還不大懂什麼是文學，隻朦朦朧朧地覺得外國文很好玩而已。記得當時學英文是課餘的，時間是在晚上。現在留在我的記憶裏的隻是在夜課後，在黑暗中，走過一片種滿了芍藥花的花畦，紫色的芍藥花同綠色的葉子化成了一個顏色，清香似乎撲入鼻官。從那以後，在幾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學習英文總同美麗的芍藥花連在一起，成為美麗的回憶。
到了初中，英文繼續學習，學校環境異常優美，緊靠大明湖，一條清溪流經校舍。到了夏天，楊柳參天，蟬聲滿園。後麵又是百畝葦綠，十裏荷香，簡直是人間仙境。我們的英文教員水平很高，我們寫的作文，他很少改動，而是一筆勾銷，自己重寫一遍。用力之勤，可以想見。從那以後，我學習英文又同美麗的校園和一位古怪的老師連在一起，也算是美麗的回憶吧。
到了高中，自己已經十五六歲了，仍然繼續學英文，又開始學了點德文。到了此時，才開始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但是這個啟發不是來自英文教員，而是來自國文教員。高中前兩年，我上的是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國文教員王昆玉先生是桐城派古文作家，自己有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做了講師。我們學生寫作文，當然都用文言文，而且盡量模仿桐城派的調子。不知怎麼一來，我的作文竟受到他的垂青。什麼“亦簡練，亦暢達”之類的評語常常見到，這對於我是極大的鼓勵。高中最後一年，我上的是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經過了“五卅慘案”，學校地址變了，空氣也變了，國文老師換成了董秋芳（冬芬）、夏萊蒂、胡也頻等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胡也頻先生隻教了幾個月，就被國民黨通緝，逃到上海，不久就壯烈犧牲了。以後是董秋芳先生教我們。他是北大英文係畢業的，曾翻譯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寫了序言。他同魯迅通過信，通信全文都收在《魯迅全集》中。他雖然教國文，卻是外國文學出身，在教學中自然會講到外國文學的。我此時寫作文都改用白話，不知怎麼一來，我的作文又受到董老師的垂青。他對我大加讚譽，在一次作文的評語中，他寫道，我同另一個同級王峻嶺（後來入北大數學係）是全班、全校之冠。這對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來說，更是極大的鼓勵。從那以後，雖然我思想還有過波動，也隻能算是小插曲。我學習文學，其中當然也有外國文學的決心，就算是確定下來了。
在這時期，我曾從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訂購過幾本外國文學的書。其中一本是英國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說。我曾著手翻譯過其中的一篇，似乎沒有譯完。當時一本洋書值幾塊大洋，夠我一個月的飯錢。我節衣縮食，存下幾塊錢，寫信到日本去訂書，書到了，又要跋涉十幾裏路到商埠去“代金引換”。看到新書，有如賈寶玉得到通靈寶玉，心中的愉快，無法形容。總之，我的興趣已經確定，這也就確定了我以後學習和研究的方向。
考上清華以後，在選擇係科的時候，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我曾經一陣心血來潮，想改學數學或者經濟。要知道我高中讀的是文科，幾乎沒有學過數學。入學考試數學分數不到十分。這樣的成績想學數學豈非滑天下之大稽！願望當然落空。一度衝動之後，我的心情立即平靜下來：還是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學外國文學吧。
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實際上是以英國文學為主，教授，不管是哪一國人，都用英語講授。但是又有一個古怪的規定：學習英、德、法三種語言中任何一種，從一年級學到四年級，就叫什麼語的專門化。德文和法文從字母學起，而大一的英文一上來就念J·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可見英文的專門化同法文和德文的專門化，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四年的課程有文藝複興文學、中世紀文學、現代長篇小說、莎士比亞、歐洲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英國浪漫詩人、中古英文、文學批評等等。教大一英文的是葉公超，後來當了國民黨的外交部部長。教大二的是畢蓮（Miss Bille），教現代長篇小說的是吳可讀（英國人），教東西詩之比較的是吳宓，教中世紀文學的是吳可讀，教文藝複興文學的是溫特（Winter），教歐洲文學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文的是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楊丙辰、艾克（Ecke）、石坦安（von den Steinen）。這些外國教授的水平都不怎麼樣，看來都不是正途出身，有點野狐談禪的味道。費了4年的時間，收獲甚微。我還選了一些其他的課，像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自清的陶淵明詩等等，也曾旁聽過鄭振鐸和謝冰心的課。這些課程水平都高，至今讓我憶念難忘的還是這一些課程，而不是上麵提到的那一些“正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