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動亂，官學衰亡，雖然文教科技仍舊延續和發展，但有關的史料卻很少，隻能從史籍中看到一些零星的記載，據《舊五代史·陳玄傳》載：“陳玄、京兆人也。家世為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隨後唐武帝出征作侍醫，深得器重。又據《舊五代吏·周書·趙延義傳》載：“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為通州司馬，遇亂避地於蜀。祖師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溫矽，仕蜀為司天監。溫矽長於袁、許之術、兼之推步。延義少以家法仕蜀……世為星官，兼通三世，尤長於袁、許之鑒。”由於他“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所以深得朝廷信任，在五代的晉、漢諸朝中皆拜官司天監。
在士大夫們的自學與科研生活中，有著豐富的私人科技傳授的內容。這類人或是因為家有所傳，在耳濡目染中受到陶冶，待到國家有用之時便施展技藝，藉以成名。如唐德宗時的宰相賈耽是著名的地理學家，他在進呈地理巨製《海內華夷圖》和《古令郡國縣道四夷述》時，就在表中指出，其地理學成就得益於幼年的學習和師友間的切磋，或是其家中有藏書及其他方麵的有利條件，而本人對科技知識又有興趣，二者結合便能有所收獲，如在唐太宗諸子中，就有在地理學上有建樹的魏王李泰（領撰《括地誌》共550卷）和“少好學，善星步”，知名於當世的紀王李慎。還有一些文人是遇到不幸或仕途失意，也轉而學習科技知識或隱居教學，如隋朝時的甄權、甄立言兄弟因母親有病而潛心鑽研醫學，深得其旨趣。又據《新唐書·崔元翰傳》載，崔氏始“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隱居於白鹿山，治《詩》、《易》、《書》、《春秋》，撰《演範》、《玄象》、《渾天》等數十篇文，並教授生徒。死後，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
除一般世俗文人外，佛道人士在私人科技教育方麵也有豐富的實踐。如隋唐之際的著名道士孫思邈就是一位享譽古今的“藥王”和醫學教育家，他不僅在化學（主要指煉丹術）、醫學方麵有重要建樹，著有《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醫藥名著，最早提出了“醫德”的思想，涉及到科學與道德的關係問題；還對晚輩進行孜孜不倦的教誨，當時的名士宋令文、盧照鄰、名醫孟詵等都對他“執師資之禮以事焉”，唐高宗時，道士葉法善“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為此，他得到朝廷的賞識，還負責驗證黃金及丹藥的真偽與好壞。又如，唐代著名的曆算學家一行和尚（俗名張遂），早年在河南嵩山研習佛典和天文曆算等知識。為了使唐代的曆法更為完善，他不畏勞苦，遍訪全國各地有曆法算學專長的名家。《舊唐書·一行傳》載：“一行求訪師資……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鬆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一行趨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佛祖曆代通載》亦說，一行在天台山“洞曆象、陰陽、推步之學。”為日後完成《大衍曆》的製作和子午線的發明與實測打下了基礎。
隋唐五代的科學教育在形式上是多種多樣的，對當時科學的發展和科技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巨大貢獻，也對周圍的鄰國，特別是朝鮮、日本等產生過重大的影響。隋唐之際，外來的朝日使臣、留學生、留學僧和工匠等絡繹不絕。到武後如意元年（692）時，朝鮮半島已由新羅統一。新羅政府在國學中建立的醫學教育製度，就是仿照隋唐作法。他們設醫博士，以《本草經》、《甲乙經》、《素問經》、《針經》、《脈經》等教授學生，並把隋唐之時的重要醫藥著作及時地翻譯出版，以供醫學生閱讀。在算學和天文學等方麵的教育上，新羅亦與隋唐相同，用“算學十經”等為教材。
日本自隋唐以來，來華求學者甚眾，有時一次就有500人之多。包括醫師、船師及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等。唐朝頒布的新製度、新教材和科技方麵的新成果，日本很快便翻譯、研究和采用。在唐高祖武德六年（623），日本第一批從唐朝返回的留學生中就有專門學醫的惠日。惠日此後又兩次來唐學習，把大量的唐代醫書和醫藥知識傳給他的後世子孫。到公元7世紀末，日本在“大化革新”後製訂了《大寶律令》，其中的“學令”基本上是根據唐朝國子監現行製度製訂的。他們在大學寮（相當於唐朝的國子監）下設算學，並規定地方國學要設醫師和算師，並按照中國科舉的方法，設“明算”一科。其醫學和天文學教育與中國相同，在典藥寮和陰陽寮中進行，所用教科書則完全是采用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