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
錢冠連教授的近著《漢語文化語用學》，即將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問世。蒙他垂青，索序於我。這實在出我意料，真是受寵若驚。談到語用學，要說我一點都不懂，那不是謙虛，而是虛偽。要說我懂得很多，那無疑是吹牛。我的水平大概處於小學與中學之間。我讀錢先生這一部近著的過程，就是我學習的過程。這決不是像書中所說的那樣的“語用策略”，而全是大實話。以我這樣的水平竟敢佛頭著糞來寫什麼“序”，豈非天大的笑話！
然而我卻感謝錢先生的殷殷感情，情不可卻，又感謝本書中那些前無古人的精辟的見解，開我茅塞，把我的水平一下子從中小學提高到大學預科。我立即動手來寫這一篇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對本書的內容，宛如遊夏諸賢，不敢讚一辭。我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借題發揮。
多少年來，我就考慮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國際學術之林中，中國學者的聲音幾乎一點都聽不到？中國的文化積澱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差，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也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低。在國外，在人文社會科學範圍內，新學說層出不窮，日新月異，彪炳宇內，煞是熱鬧。有的學說簡直像“蟪蛄不知春秋”，生命並不長久。我曾套用趙甌北的詩：“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天。”然而，反觀國內，則噤若寒蟬，一片寂靜。
原因何在呢？
要找原因，並不困難，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專就語言學而論———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也差不多，我現在先置而不談———，有個別的學者患了明顯的“賈桂病”，總覺得自己這也不是，那也不行，在“老外”麵前挺不起腰板來。一提到中國的語言理論，他們的鼻子都想笑歪。大部分搞中國現代漢語語法的學者，他們那一套分析的方法，我總覺得是受了西方的影響。這影響自《馬氏文通》以來就存在於我們的漢語研究中。最近幾年，我才豁然頓悟，西方印歐語係的語言同中國的漢語不是一碼事。西方的基本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而東方的，其中當然包括中國的基本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表現在語言上，就形成了西方與中國的語言的差異，在中國首先是漢語。這個問題相當複雜，決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明白的。簡而言之，最明顯的差別就是西方印歐語言有形態變化，字與字之間的關係盡量用語法變化的形式來表達得盡可能地清楚。而漢文則既無形態變化，詞類的區分又往往並不涇渭分明，總之是有點模糊。漢語的模糊性，多少年來就受到了譴責。有人說———是不是魯迅先生？———中國人語言模糊就說明思想糊塗。魯迅先生等人，曾企圖改造漢語，有一段時期使用“的”、“地”、“底”三個字，把英文historically譯為“曆史底地”，一時成為嚴肅的笑話。從世界最新科學的發展來看，萬事萬物沒有哪一個是絕對清楚的。漢語的優點正在於它的模糊。研究漢語，就首先應該抓住漢語的這個特點。用西方語言的理論來硬套是不行的。也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創立自己的理論。有人把中國學者沒有發出聲音稱為“失語症”。找準了病源，開個藥方，並不是辦不到的事情。
在西方學者方麵，他們或多或少，有意識地或者潛意識地，難免還有“天之驕子”的思想。他們昧於東西文化的根本區別，他們不知道，研究人文社會科學，西方的資料隻占一半的分量。錢冠連教授說得好：“缺了以漢語為語料的語用學專著的語用學學科，就像缺了一個方麵軍的大集團軍那樣不可思議。”語用學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何獨不然！可惜目前懂得這個道理的人還不算多。東方和西方都有懵懵懂懂者。隻有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多了起來，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才能真正成為完整的學科。看來要想完成這個理想的任務，隻能等到21世紀了。
我的借題發揮就到此為止。現在再回到錢冠連教授的這一部《漢語文化語用學》這裏來。我那一套一得之愚，錢先生未必都會同意。但是，他寫作本書的基本精神，我認為，卻是同我的一些想法不謀而合的。因此，盡管我在決意寫這一篇序時心中確有誠惶誠恐之感，可是，現在寫完一看，並沒有離題太遠，不知讀者諸君以為如何？
1997年3月7日
一氣嗬成，時窗外春風吹拂，柳露鵝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