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炎
語用學是一門年青的科學，可是在中國的際遇不錯。熱心把語用學引進的，大有其人；努力把語用學發展的，也有好幾個。在這些引進者和發展者的當中，錢冠連先生占有顯著的位置。
搞語用學，錢先生有好些優勢。第一，他年富力強，而且思想敏捷。第二，他得到廣州外國語學院領導的支持。第三，1992年他有機會到國外深造，在那裏讀了不少名著，並且與各國學者接觸，獲得了啟發和激勵。
眼前這本書———《漢語文化語用學》———是錢先生長期研究的成果。本書有豐富的漢語材料，國外的語用學著作與它是無可比擬的。這個優點一眼就能看出，本文用不著多講。我個人關心的倒是，錢先生多年來鍥而不舍，他的理論建設最後在哪裏表現出來。
據錢先生在《讀書》雜誌發表的文章說，他啃外國著作雖則啃了十多年，可是隻有最近才發現，語用學原來是“人文網絡言語學”。“我們在做語言環境的奴隸，不折不扣的奴隸。”“我們是在受非語言環境的左右，也受語言性環境（上下文）的左右。”在語用學文獻中，這樣尖銳而幹脆的話是很少看到的。
社會人文網絡由什麼組成呢？錢先生說，由人（自然的人，這在語言係統之外）和社會（這也在語言係統之外）共同組成。語用是一種功能係統，它“完全建立在社會行為之上”，“完全建立在人和人文網絡對語言幹涉的基礎之上”。
對於上麵這種判斷，我是讚同的，但是想補充兩點：第一，社會人文網絡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人在不斷地變，社會也在不斷地變。就中國來說，把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人文網絡與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人文網絡相比，分明大不一樣。與此相應，漢語的語用規範也應該有不少地方改變了。
第二，一個人與社會人文網絡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人在社會人文網絡中的行為，是完全被動的呢，還是仍有一定的能動性、主動性呢？
從許多人的經驗看來，人雖然受到社會的製約，可還不是五花大綁，捆得死死的。
當奴隸是不自由的，然而一個人“當了奴隸”依然有某種程度的選擇權；人處在社會人文網絡中，當然要受到種種的限製，然而同時他也獲得多方麵的指引和支持。人有失也有得，不能隻怪罪社會而不感謝社會，這是我的看法。這個看法對不對，請錢先生賜教。
1997年5月2日
於中山大學回春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