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寫這部書？
作為一家之言，我知道這聲音既不是玉磬擊明堂，又不是朱瑟奏雅室，但我還是冒險喊出，自有它難解的情結。
1992—1993年，我有幸在國際語用學會研究中心（設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大學）搞合作研究，接觸到浩如煙海的語用學資料。然而令我臉紅的是，竟沒有一本中國人寫的語用學專著，更沒有以漢語為語料、以漢語文化為背景的語用學專著！我們當然不必把這事兒扯到中國人行不行的問題上去。因為中國人的本領是世界公認的。但是，缺口必須填補。事情總得要人做起來。
早在出國之先，就有三位先生的話如重錘時時敲在我的心上。
呂叔湘：“介紹的目的是借鑒，是促進我們的研究，我們不能老談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聯係自己家裏的事情。”（陳平，1991）。此外呂先生還“一直為我國外語界和漢語界不相往來、‘兩張皮’的現象深為憂慮”（沈家煊，1996）。
王宗炎：“中國的學者不研究中國問題、漢語問題，拿不出本土的材料來，很難說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一次講話，1994）。
許國璋：“語言學界的學術活動，大體分兩類：中文係學人以音韻、訓詁、方言、漢語語法的研究為主；外文係學人以介紹、解釋國外諸語言學派的論點為主。兩者未見彙合。”（1991）此外他“歡迎引進，但不歡迎照搬；歡迎借鑒外國資料，更歡迎開發本國資源；”（劉潤清，1995）。
於是，我們麵對一種憂慮。於是，我們又麵對殷切甚或焦急的期待，極有意義的期待。說期待是“殷切甚或焦急”，是因為在我們的記憶中，這類似的號召，不知道發過多少次了，卻不曾見落到實處的響應。不落實，期待隻能是無期之待，於是才有了呂先生的“深為憂慮”。說期待是“極有意義”，是因為實踐這個期待，在戰略上、戰術上，對我國語言學界甚至其他學界，是一種思維定勢上的改造。有過這樣的說法：大陸提出問題，海外解決；海外提出理論，大陸引用。聽到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感到寒心？
80年代早期，在湖北的一次語言學年會上，報告過這樣的消息：在一次國際語言學會議上，有洋人說，中國還沒有語言學。在那次國際會議上，我國的一位頗有成就、有影響的語言學家隻能做旁聽代表。淒涼也罷，氣憤也罷，我們都得認了。
短短的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語言學研究有了驚人的發展。歡呼一下也可以。但是，上麵三位先生的話，言猶在耳。新的任務直逼我們麵前。
與其袖手旁觀，不如從自己做起。我要做做“自己家裏的事情”，試著把“兩張皮”弄成一張皮，努力“拿出本土的材料來”，用心“開發本國資源”。即使我做得有毛病甚至大有毛病，我的同胞也會諒解我的。我這樣想著，也就做起來了。
但是，寫一本以漢語文化為背景的語用學專著的念頭早就起了。
1990年我在全國首屆語用學研討會後的一個綜述報告中問道：“在一套符號係統裏可以生存、發展的語用學，在另外一套（語言）符號係統裏就沒有解釋能力了，這說得過去嗎？”當時，在我的頭腦裏，“另外一套語言符號係統”就是指的漢語。
就是上麵這些原因催生了本書。
本書寫作時，國外的語用學資料不謂不多了，引進也不少。可是，這本書裏，它們隻會被拿來與漢語對照，不會當成基本框架。理由有二。其中之一是：上麵三位先生的教誨一定是有一番道理的。我想老老實實地實踐一下，試探一下，“隔壁人家的事情”怎樣和“自己家裏事情聯係”呢？聯係了有什麼好處呢？“拿出本土材料”會別有一番什麼樣的天地呢？“開發本國資源”會有什麼樣的景觀呢？理由之二：不同的文化就會生出不同的言語行為，不同的言語行為，就會生出不同的語用策略，於是就會抽象出不同的語用原理與原則。為什麼一定要拿西方語言（比如說英語）的語用原理與原則來代替漢語的語用原理與原則呢？我承認你根據你的實際抽象出來的理論是對的，你為什麼就不能承認我根據我的實際抽象出來的理論是對的呢？本書作者無意故意和洋人鬧別扭以自抬，並且認為，能為我用的洋而故意不用，這是毫無意義的標新立異。但是，如下的信念是不會錯的：從漢語的事實裏抽象出來的語用原理與策略，絕不會矮人家半截兒。這裏，權將拙著第一章第一節裏的一段話先引用如下：“《漢語文化語用學》不可能是搬用英語文化語用學的原理作為‘帽子’，然後采取西洋帽子＋漢語例子的貌合神離模式。漢語文化語用學，隻能是從地道的漢語文化事實出發，抽象出真正符合漢語文化的語用原理、原則與策略。可以預料到，漢語文化語用學既有部分地與別種語言文化語用學的相覆蓋的理論、原則與策略，更有漢語文化獨特的理論、原則與策略。理想的漢語文化語用學，應該是漢語文化與語用規律的水乳交融，從語料到術語到原則到策略，都應該是地地道道的漢語文化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