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願本書真能如此。
此書於1995年10月開始著筆，但是，上麵說過，寫此書的念頭早在1990年就生發了。此後，由於一種科學上的好奇心，又不想踩著洋人的腳印走到底，便真正地留心起漢語材料來。另一方麵，又毫無惡意地但有意識地尋找了一些“冒犯”洋人的題目做了開來。這樣幹的結果，便產生了一批在全國高校外語學刊上出現的論文：“語言冗餘信息的容忍度”、“言語假信息———兼論Grice合作原則的拯救”、“不合作現象”、“麵相身勢與話語必須和諧：一條會話合作原則”、“語用學在中國的起步與發展”、“《語用學：語言適應理論》評述”、“語言符號的局限與語用學”、“言語的生命意識”、“論構建語用推理模式的出發點”、“文化共核對翻譯和語用失誤的調劑”、“語言功能不完備現象”、“新格賴斯語用機製新在哪裏？”等等。當我現在係統地構建這本書的框架的時候，便不無趣味地發現，這一係列的文章，基本上都並非巧合地圍繞著一個思路，即：在借用外麵東西的時候，也在尋找適合中國特點的東西。適合中國特點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現在比較清楚了，是漢語文化的語用原則，就必須向漢語文化的本性回歸。現在寫出的這本書，當然是上麵係列文章的思路的發展，盡管如此，這些文章也不能像磚頭那樣搬來就往牆上砌，必須修改、補充，因為原來的文章畢竟有大量的英語文化背景。
審閱過本書的理論框架並提出了許多很好的修改意見的先生有：中山大學的王宗炎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戚雨村教授、河南大學的徐盛桓教授、複旦大學的熊學亮教授、湖南師範大學的易仲良教授、北京大學的高一虹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的陳宏薇教授、北京語言學院的周換琴副教授。沒有他們無私地貢獻各種意見，本書不可能有如今這個樣子的。我對他們懷有深深的敬意並在此表達我的謝意。
清華大學出版社的同誌們，在我寫作此書的過程中，給了我許多細致的幫助和鼓勵。1996年的廣州的春節，十餘天寒潮氤氳，冷雨紛飛，是幾十年之僅見，在我麵對電腦的硬屏冷盤操作之時，此書的責任編輯北方來電慰問。雖然隔著千裏，話筒傳過來的聲氣，卻也像是溫溫的、暖暖的了。後來他還郵來了禪宗方麵的資料，助我禪宗公案那一章的寫作。信中說：“人生痛快事，文思泉湧時。能找到一個開創性的課題做，一展智慧才華，幸莫大焉。”我明白，雖然我離這一境界尚遠，出版社如此鼓勵他們的作者，用心卻也良苦！我想，這個出版社對作者的工作做得這樣細致，一能使讀者明白他們的極高聲譽是如何得來，二能督促我竭力殫精，務必不使熱望付之東流。
另外，我還想感謝賢惠的妻子，是她承擔了全部的家務，讓我得以潛心寫作，神閑氣定地思考，遂有今日之果（但不敢斷言為“正果”）。
語用學大家巨擘如林，自知“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既然不是黃鍾大音，拙著就權充竹管律呂之聲。這本寫語言運用的書，按說，它本身應該是思想綿密，語言清澄；不說文采壯麗、引轡揮鞭吧，至少也應該會詞切理。可是，寫成之後，除了感覺自己尚能老老實實從漢語實際出發以外，還深感瑕疵頗多，或一叩而語窮，或一發不可收拾。這兩個極端都不好。愧矣！
作者
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199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