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種語言文化與漢語文化的相異的語用策略，沒有誰是誰非的問題，它們隻是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語用學。前些年有些學者，立意是“洋為中用”，拿英語文化的語用策略當作模子去套漢語，不是覺得漢語裝不進去，就是覺得模子不合適，還要硬著頭皮把話說圓，那能把文章做得下去嗎？
2．其實，語言之間是有恩怨的。王佐良先生如是說是符合事實的。按本書作者的理解，所謂語言之間的恩怨，是指隸屬於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人的不同的言語行為、語言心理和語言價值觀念的矛盾甚至鬥爭。
1993年的春天，本書作者在巴黎地鐵時，發現那裏的地鐵多如蜘蛛網，地鐵疊地鐵，壘了三層，盡管前一天晚上花了很長時間看地鐵線路圖，麵對如此困境也隻好問路。先試用英語問了幾個法國人，都搖頭聳肩不理。後來我發現他們神情不對，好像不是不懂英語，而是不屑於說它。為了證實這個猜想，我找了一個地道的英國人，他也在地鐵的指路牌前犯嘀咕。我和他越套越近乎，互相同情，討論完了怎樣走的路線以後，他把我當作自家人，大發牢騷，“我們英語怎麼啦？法國人幹嗎要以說英語為恥？”可是另一方麵，又有許多人在“控訴”英語對其他語言的霸權，如說“虐待語言的曆史（英語被洋涇浜化）和語言虐待的曆史（英語對於其他語言的霸權），兩者從一開始就是分不開的。”（劉禾，1996）
王佐良為這個論斷提供了不少例子。蘇格蘭女作家繆裏爾？斯巴克（Muriel Spark）曾寫道：“英國將繼續把它最好的東西獻給歐洲，即它的語言。……它已經代替了法語，而成為國際標準語。”我疑心法國人小氣：是不是因為你取代了我，我就幹脆不沾你的邊？第三世界各國部族語言繁多，如尼日利亞有兩百多種，但沒有一種是覆蓋麵大的，加上殖民者推行英語，英語就成了共同語言；有的地方流行的是混血兒語言（creole），受英語教育的知識分子，就感到英語具有了優勢，如西印度群島一帶；更有一種情況如印度，原本有高度發達的文學語言，英國卻以政治經濟的壓倒優勢硬把英語強加在他們頭上。喬治？斯泰納的話更具有煽情作用：“美國英語和英國英語在向全球滲透的過程裏，變成了毀滅語言的天生的多樣性的凶手。這種毀滅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生態破壞中最難恢複的一種。更隱秘的是，英語正逐漸轉變為世界貿易、技術、旅遊的Esperanto（世界語），也對英語本身產生削弱的影響。用一句時髦的話說，英語的無處不往正在得到消極的反饋”（《通天塔之後》）。還有一個問題要注意，即民族感情：在比利時和加拿大，就都有一個民族為保持自己語言的獨立而進行激烈鬥爭的問題。
中國和日本的文字緣不可謂不深了吧？能說兩者之間的言語行為、語言心理和語言價值觀念是一樣的嗎？據說（丁澤，1995）林琴南極其厭惡日語俗語與漢語相似，對來自日本的詞彙如“民主”、“科學”、“社會”、“主義”等等頗不服氣。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細心研究，而中國人對日本文化一竅不通、不屑打聽的一邊倒局麵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下半葉很晚的時候才改觀。現在，相當多的中國文人和普通人對日本文化並不了解，卻對日本文化抱有莫名其妙的鄙視。由於“和文漢讀法”表麵上的成功，相當多的中國人認定了日語不難學。另一方麵，在中國人認為自己天下第一時，日本人卻認定自己的東西是獨一無二（李長聲，1995）。這真有趣。例如，幾十年前，還有日本女招待在日本飯館裏看見中國人自如地使用筷子大為驚訝；還有俏麗佳人見了《人民日報》感歎“全是漢字呀！”以為漢字是日本的祖傳；日本人總拿蕎麥麵招待中國客人，以為這是他們所特有。
海德格爾一九五三年與日本某教授做了一次談話，討論了東西方文化的“傳通”（對話）的可能性，大談隱藏在對話的語言中的“危險”，“話”一出口，危機四伏。海德格爾大體傾向於認為“對話”是不可能的（白波，1993）。又有人（汪暉，1995）指出，“即使是在學術圈內，各說各話也是日常的現實。你把話語／權力的一群……放在一起，無異將他們放在相互隔絕而透明的玻璃罩內：看得見嘴巴和身體的扭動，‘聽’（理解）不見聲音連成的句子（意義）”。同一個地區同一學術圈子內尚且如此，何談東西方的對話！有些外國人甚至覺得，例如日本人說，“中國語有時會起到妨礙他們理解中國的作用。”（《中國語和近代日本》，岩波新書，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