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起飛還有三個小時，直子想提前到達機場，她希望盡快上路。她要親自尋訪已然湮滅的記憶，去撥開圍繞在祖父身上的那些神秘幻影。
下午三時，他們動身前往機場。一路上，兩人看著車窗外的東京城，心裏生出奇異的感覺，仿佛他們即將開始的不是一次平常的國際航線的飛行，而是一次時空穿梭之旅。
在飛機上，她讀到了一段文字，引自高木繁護一九三九年發表於《駒澤大學宗教哲學部學報》的一篇論文：
融彙在人類血液中的那股探求真理的動力，對於實在世界與精神世界都充滿了同樣的熱情。而宗教的脈流往往書寫了文明史中最為潛藏的部分。與西方的基督教不同，東方的佛教從來沒有建立如羅馬教廷般的世俗權力機構，也從沒有一個穩固的中心。自印度創始後，它就按照地理流向，開始向亞洲廣袤大陸的各個方向慢慢滲透延伸，有如水流化入人心。兩千年來它一直溫暖撫慰著世間無助的人們，也吸引了探究精神奧秘者的目光。佛教雖會與世俗權力結合，但更多是被動式的，猶如柔順至極的藤蔓，它有著獨立的生長方式，其根部深入地底，能不為任何*所撼動。這是佛教真正的精神。
攤開一張亞洲地圖，不難發現自喜馬拉雅山脈以西直至西太平洋的每一個亞洲民族或國家，無不是這根藤蔓上的一個分支，這是分裂的亞洲的一條共同的文明線索。
時間如透鏡，越是久遠，越是會扭曲人們的所見。而空間的阻隔，也使佛教的真義淹沒在了不同語言權力體係下的經論解釋中。
在所謂的“末法時代”，卻總會湧現出一些智者。他們懷著如佛陀創教時同樣的胸懷與意誌，破除迷亂人心的種種謬誤，無私探求著人世的真相。真正的佛陀精神，將會在少數信仰堅定者的心中複活，如大地永恒的種子，在未來的世代令生命無限綿延持續。
直子久久聆聽著這莊嚴凝重的聲音。有那麼一瞬間，這些遲到的文字引發了奇妙反應：祖父似乎已不再是時空阻隔下陌生異質的存在，他在直子的心中複活了。她又將這段文字念給身旁的宋漢城聽，那聲音同樣讓宋漢城深深感動。此時，飛機已從暮色蒼茫的東京地麵騰空而起。進入了兩萬米高空的西向航程，這段話依然在他們耳邊回響著……
機身下，在浩瀚海洋與廣袤陸地的壯闊背景下，白晝與黑夜開始了又一輪永恒的交替。
此次航班從日本啟程，飛經東北亞的韓國和中國華北，一路進入蒙古和古西域地區。在飛越沙漠與高山間錯交織的中亞後，它將折向西北。中途在莫斯科轉停後，它將一路直飛它的目的地——倫敦。
這條航線，仿佛也喻示了某種地理性質以外的意味。
高木繁護曾在英國留學多年，“二戰”前還過訪英國多次，吸引他的定然不是英國的宗教或曆史。曆史的奇詭之處在於它的不可思議——正是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東方的佛教第一次與啟蒙時代以來的西方學術體係相遇了。
自佛教傳入中國繼而在東亞地區獲得複興以來，這是佛教與外部異質文明的第二次相遇。
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派遣大批佛教學者去歐洲求學，包括英國這個與亞洲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西歐島國。一時竟形成風潮，蔚為大觀。此等情形不禁令人遙想起當初的遣唐留學生時代。
宋漢城不由想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同樣處在急遽變化的曆史進程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針對佛教的現代意義上的研究至今仍付之闕如。我們似乎失落了探究內在靈性的熱情。事實上，自東漢時期直至北宋，無以計數的中國僧侶，曾懷著同樣的赤誠之心，走過了荒漠，翻越了高山，前仆後繼地去往西方（天竺）探索佛教真義。
傳入中土的佛典與宗教思想，又轉而融入了朝鮮與日本的文化。
世事果然是輪回流轉的。
而佛陀所闡說的“輪回”，卻並非世俗功利化的轉世投胎學說，也不是消極不作為的借口。毋寧說，它類似某種警醒人心的寓言，穿透了世事的本來麵目，令無常的生命仍然有超越自身局限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說，佛陀是一個積極的存在論者。
而佛陀的智慧，對這個新千年仍有著巨大的啟發意義。眼前正在發生的事件，自己這幾天來的離奇經曆，以及生死未明的中村在倫敦設下的迷局，如果放在這更為宏大的背景中來觀察，似乎也是“曆史輪回”的一次顯影。
他看著身旁的同伴：此時直子正望著舷窗外深邃的天穹，她似乎沉浸在某種冥想中。她將要探索的，還有一段隱沒在時間迷霧中的家族史。
中村為何要找我來破解這個謎局呢?
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裏，宋漢城都在琢磨這個問題。而既然踏上了繼續尋訪的路途，眼下還有更重要的事呢。他就像即將上場的球員，在山呼海嘯的體育場下麵的休息室裏，正默默思考著即將到來的比賽。
同一航班的頭等艙裏，另一位乘客也從小睡中醒來。因為艙室裏已熄燈，他的麵容看著有些模糊。
他似乎很習慣這長達二十多個小時的航程，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瞌睡。但當他清醒時，眼神卻如此飄忽、混沌。
閱讀燈打開了，燈光一下照出了他的臉部輪廓。身邊那個正在熟睡中的同伴，一直在打著鼾。座位似乎很不舒服，他將座艙靠椅調整到一個更舒服的角度，然後將頭深深地埋入陰影中。他直愣愣地注視著前方，許久都沒有合眼。那目光的深處，似乎蟄伏著一頭惡意嘲諷的怪獸。
他在燈光下打量著自己的兩隻手，手掌伸開，又握成了拳頭，如此下意識地一次次重複著。隨後他關掉了燈，整個人又再度退回到暗影中。
34
史上任何一個帝國的衰落征兆，往往是其國境和地緣政治空間逐步壓縮，進而退回到文化同一性最為完整的母國狀態。
在冷兵器時代，那些盛極一時的帝國都未能逃脫內部傾覆的厄運。
自“光榮革命”開始，英國遵循了海洋霸權和貿易立國的既定國策，在君主立憲體製下建立起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帝國。到了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其國力已無可匹敵。戰艦帶來了全球貿易和瘋狂的殖民擴張，同時也帶來了近代科技和人文思想。
帝國衰落的種子其實早已種下：十八世紀末，它輸掉了那場“獨立戰爭”。此後，在大洋彼岸，在它的北美洲前殖民地，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新國家——美國。在歐洲，新興力量也紛紛崛起。而在曆經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之後，世界格局為之一變，大英帝國步步後退，終至一蹶不振。
正因其貿易商人的特質和理性的早熟，英國非常罕見地在其衰落過程中逃過一劫。從某種程度來說，這並非恥辱性的失敗，而是適時的求生之道。它保持了尊嚴。自諾曼第公爵以來，它的國土就從未被任何一個外族踐踏。而大英帝國的變體——英聯邦，仍然象征性地將英國女王奉為國家的最高元首。
這就是英國，一個機智、冷靜、善於觀察形勢而自我調適的國家。它樂於自嘲，也寬容別人的譏諷，那讓它至今仍然保持了必要的影響力：文學、藝術、音樂，輔以必要的武力。
飛機剛進入到英國領空，你馬上就能感受到那種氛圍，那種姿態，甚至是說話的語調。在美式英語通行的世界裏，這顯得有些怪異。座位前的顯示屏開始播放一部宣傳影片，各種膚色的年輕人出現在英國的各個角落，那個曾經的帝國如今將自己打扮成了一個全球化的熔爐。
這難道不是有趣的一幕麼?
宋漢城想到的是：日本畢竟不是英國乃至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鏡像，那是另一個係統，基督教文明的係統，你可以仿造，可以複製，可以自居為“西方”，但你從來不屬於希伯來—希臘體係，除非天皇也改信基督教。
日本在完成近代國家轉型時，很多內外政策效仿了英國體製，恢複了中世紀的天皇權威，卻沒有建立英國分權式的君主立憲製度。明治維新前後，從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說開始，原先浸染於儒學、北傳佛教、漢唐文化的知識界斷然否認了自己亞洲國家的身份，甚而自詡為“遠東的不列顛”，以西方列強為參照坐標，切斷了自身文化的源流。此種曆史的斷裂、身份的錯亂，加之擴張圖霸的野心，終於導致了二十世紀與德、意法西斯國家的結盟。
這樣的背景下，高木繁護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已進入第三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兩年所寫下的那段話，與其說是一個學者的宗教信念，不如說更是對文化認同的回歸。在那個時代，他必然是個異端。
他的失蹤，是否有可能與他的這一思想有關?甚至可以進一步合理猜想，他當年也並未在熱帶叢林中死去，而是經曆了我們無法想像的人生?
飛行途中宋漢城一直在做筆記，他將這些紛繁思緒整理成了文字，那是他尋找答案的必要準備。也許不僅是關於石板經文的答案，中村或高木繁護的答案，他是在尋找自己。
“我們在倫敦打算如何觀光?”宋漢城問直子，一邊看著機場傳送帶上那些貼著五花八門標簽的行李，“還是直接去牛津?”
“倫敦的同事已經替我們約好了荷默博士。他不在牛津，就在倫敦。七點，在泰特美術館門口見麵。”
在一個擁有全球網絡的正義組織裏工作，惟一的便利就是你幾乎可以調動所有的資源。
此時是倫敦時間清晨六點，他們入住酒店後，正可補上一覺，以驅除旅途的疲勞。中午起床後還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查看那些資料。今天是周末，機場入境檢查窗口排起了長龍。直子和宋漢城兩人直接從外交通道通過。
倫敦，泰晤士河北岸，七點左右。
直子和宋漢城兩人站在透明鯨魚骨架般的千禧大橋的一頭。在街燈和建築物燈光的映照下，夜晚的倫敦開始顯現出白晝所未呈現的活力。前方，泰特美術館那座高聳的煙囪塔樓上，被譽為“瑞士之光”的白色頂層已通體透亮。無邊的暮色勾勒出了這座巨大藝術倉庫的簡潔輪廓。
身後，由聖保羅大教堂和維多利亞時期建築所構成的北岸街區仿佛還停留在大英帝國的古典時代。
雲霾低垂，陣陣冷風從河麵吹來，十一月初的倫敦已寒意逼人。盡管如此，橋麵上還是有很多人，他們多是慕名而來的觀光客，泰特美術館的夜景業已成為倫敦城的標誌性景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