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天工開物》還提供了不少其他方麵的史料，特別是經濟史方麵的史料。如《作鹹·池鹽》中有：“種鹽之人，積掃一石交官，得錢數十文而已。”《乃服·取繭》中有：“其（繭）殼外浮絲一名絲匡者，湖郡老婦賤價買去每斤百文。”《冶鑄·錢》中載：“我朝行用錢高色者，唯北京寶源局黃錢與廣東高州爐青錢，其價一文敵南直、江浙等二文。”這些記載都很有價值，可與其他史書互證。在《五金·銀》中在談到銀礦開采時說：“商民鑿穴得砂，先呈官府驗辨，然後定稅。”這條材料十分珍貴，它記錄了政府對民間開礦的管理製度。這種材料在其他史書中很難找到。
《天工開物》雖出版於動蕩的明末，但時局並未對《天工開物》的傳播構成太大影響，明末清初學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就引用過《天工開物》的《五金》條中的內容，並明確標出“宋奉新曰”。清朝初年，距《天工開物》初版後不久，該書的第二版即在福建刊行，這是由於書商楊素卿看準了《天工開物》廣受歡迎這一行情。
清康熙年間，陳夢雷編定《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該書經濟彙編下的《食貨典》《考工典》等大量引用《天工開物》的文字內容和插圖。此外，乾隆時官修的《欽定授時通考》對《天工開物》也多有引用。在清代，私人著作中征引《天工開物》者代不乏人，如吳其濬的《滇南礦廠圖略》、《植物名實圖考》，劉嶽雲的《格物中法》，岑毓英的《雲南通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私人著作所引《天工開物》或出自初本、楊本，或出自《古今圖書集成》、《授時通考》，因為楊本以後清代沒有刊印過《天工開物》。在該書流傳不廣的情況下，清人仍能對其加以注意，這足以表明《天工開物》的價值。
1927年江蘇武進人陶湘根據日本傳回的《天工開物》，重新出版了《天工開物》，這是該書第三次在中國出版。自此，國內對《天工開物》的研究愈來愈多，影響也日漸廣泛。人們已不再滿足於對原文的征引，而轉入對其科學價值的探討，同時將其放入科技史中加以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天工開物》被多次出版，人們對其越來越重視。大體說來，從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對《天工開物》的介紹時期，深入研究沒有全麵展開。在文革後期，《天工開物》受到別有用心的青睞，成為反儒的工具，一時間各地的理論組、學習班、研究班紛紛寫出有關《天工開物》的文章，如《從天工開物看儒法鬥爭對我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影響》、《天工開物的科學成就與反儒精神》等等。盡管此時《天工開物》的真正價值被抹殺，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但該書的被利用，也可視為其影響力的一種表現。80年代以後，《天工開物》的真正研究才展開，並取得了不少成果。
《天工開物》在清康熙年間傳入日本，由於需求量大，1771年（乾隆四十六年）日本翻刻了《天工開物》。日本人對《天工開物》十分重視，藪內清說：“這一部中國書在我國（日本）整個德川時代，已經為各方麵的學者所閱讀，並且成為普遍閱讀的中國書籍之一。”《天工開物》對日本的影響是廣泛的，受到了高度評價。
十八世紀的《天工開物》影響到朝鮮，十九世紀初朝鮮學者李圭景的著作中引用了《天工開物》。
從十八世紀開始，《天工開物》流傳到歐洲，並被稱為“技術百科全書”。此後，《天工開物》的英譯本及部分篇章的法、意、俄、德文譯本相繼出現，《天工開物》受到西方人的高度評價，李約瑟說《天工開物》是“中國的狄德羅宋應星寫作的十七世紀早期的重要工業著作”。
《天工開物》從出版至今，已300多年了。應該說，關於它的研究還有待於更多學者深入從事，充分發掘其科技價值、思想價值等。隻有這樣才能為此書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