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亞洲部分國家傳播製度與傳媒政策變遷的關注，始自2001年。當時，在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新聞政策體係研究》的過程中，我曾對中外的新聞調控與政策進行比較，特別是在分析日本和韓國的傳媒發展和政府規製方麵有關資料時，重點研究了它們的新聞傳播製度與政策。自2002年起我在學校開設的公選課“中外傳媒管理與政策比較”受到學生的歡迎，也使我在講授這門課的同時持續地關注了亞洲主要國家不斷發展分化的傳媒政策走向。2004年至2005年我在韓國首爾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亦重點研究了這個領域的課題，特別是傳媒製度領域的新趨勢。新世紀初，韓國與日本的文化產業發展已經在政府政策的鼓勵和引導下，在亞洲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地位和較大影響。文化產業政策的發展進一步拉動傳媒的體製創新和產業提升，進而推動和促進了國家的“軟實力”和對外傳播實力，帶來這些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影響和價值觀的輸出。
我國對傳媒的產業發展和文化體製改革越來越重視，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將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提升國家的“軟實力”正式提出。而文化體製改革創新也提上重要日程。2006年我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廣播電視體製改革及相關政策法規研究”，對各國在傳播體製改革方麵的做法進行比較分析。對傳播製度、體製、政策層麵的研究既是對曆史文獻的研究，也是對現實決策的研究，而且要關注其未來發展。這三方麵密切相關，在宏觀領域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媒體結構、市場規模和對外傳播的影響力。所以此項研究必須以一個國家、社會的政治製度變遷和社會發展進程為背景和研究基礎，任何一個國家的傳播製度都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
本書主要以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地區為研究對象，從20世紀中葉至21世紀初為主要的時間範疇，以大眾傳媒的體製與政策變遷為主線，力圖梳理出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民主化過程中，傳媒製度與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的互動，並試圖從中發現和總結出一些規律。由於亞洲的四個國家（地區）均屬於儒家文化圈，雖然在政治製度方麵有很大不同，但在社會領域和倫理觀念等方麵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他國家或地區傳媒發展的成功或者教訓，都會對中國的傳媒發展提供借鑒，尋求媒體發展與國家政治民主、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良性互動。
俄羅斯雖從地理範疇方麵屬歐洲國家，但因其曾與中國有著相同的政治製度，而它的社會轉型選擇了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戰略模式，所以俄羅斯的傳媒製度重構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曆史文獻研究和社會調查相結合的辦法，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新聞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理論為支撐，同時也引用了各國學者對相關問題的評價與看法，更客觀全麵地觀察和研究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中傳媒的作用、價值、變遷。特別是在政治的視野中更多關注了俄羅斯、韓國、中國台灣地區的政治力量與傳媒發展的互動，民主政治中傳媒的角色，複雜多變的關係博弈、相互牽製等；對中國大陸的傳媒體製與政策變化研究以中國的改革開放為背景，重點研究改革開放30年來的漸進過程，傳媒在現行的政治製度中的雙重身份、多種功能，以及市場化進程中的政策、體製瓶頸等；對日本側重研究了它較為強勢的出版業，以及報業、電視體製的獨特性及其行業自律製度。
在這五個國家（含地區）的對比研究中，有一點特別值得關注，就是國家（地區）的基本國（區）情，尤其是領土規模大小，從地緣政治學角度，也是決定一個國家（地區）製度選擇的基礎和前提。雖然五個國家（地區）在曆史、文化傳統有相近之處，但在這一點上存在最大的不同，而經濟實力的落差和人口上的差異，也決定了各國（地區）不同的製度選擇和發展戰略選擇。傳媒的製度與體製、政策變遷往往是亞製度層麵的，是附屬性的；同時，傳媒領域與行業內又會因為自律組織、傳統習慣或者行業潛規則形成行業規製，成為主導的管理調控模式。因此，該研究主要是實然層麵的研究，而非應然層麵的研究，它可以讓我們對中國大陸傳媒領域的改革與發展進行客觀理性的分析，尊重曆史與現實，正視問題，借鑒他國（地區）經驗對中國大陸的傳媒製度、體製進行合理的製度安排和戰略規劃，使傳媒業持續、快速發展。
本研究得到中國傳媒大學亞洲傳媒研究中心研究資助，同時該研究項目也是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的支持項目。在此一並致謝！
郎勁鬆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