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這樣寫道：“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這段話表達出了一個意思，那就是少年的強盛與否，將直接影響到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少年如何才能變得更強，當然唯有依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才能使他們獲得更好的成長，最後成為有用之才。不過，雖然教育可以將他們培養成才，但教育不是一件急迫的事情，不能操之過急，應該慢慢來。正所謂“欲速則不達”，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梁啟超也說過：“教育之成效在將來，不在當下。”所以，我們必須重視長遠的教育效果，而不應該隻關注眼前。
如今，每個家長都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有的父母甚至不惜花費重金將孩子送往外國，接受西式教育，他們認為這就是為了孩子的將來考慮。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這並不一定適合他們，因為他們不一定會喜歡這樣的安排。所以，如果想要製定出合理的教育方式，那麼就應該根據孩子自身的特質而定，這樣既不會磨滅孩子自身的閃光點，也可以培養出他在其他方麵的興趣，從而將其培養成不可多得的人才。
壹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清末民初，參與維新和革命的仁人誌士越來越多，逐漸興起了一股國民思維的變革浪潮，這其中就包括對國民思想、道德、人格、修養等方麵的培養和改造。而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提升國民素質，用教育的力量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與進步。
梁啟超對教育的研究頗有心得，他所提倡的主要是德育，也就是為中國社會培養所謂的“新民”。梁啟超的“新民”思想，核心內容便是德育，他說：“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在他看來，一個民族的優劣，一個國家的強弱，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國民素質。他指出“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殆始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他認為，在古代，中國一度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國民素質居於世界領先水平。到了近代，中國開始落後於其他國家，受到一些國家的壓迫和欺淩，從根本上來說，這就是因為社會製度的落後，導致國民素質下降，從而致使國家衰弱。
在梁啟超看來，想要讓中國重新富強起來，就必須從培養國民的素質方麵著手，加強國民教育，提高人們的整體修養。梁啟超認為，任何教育都要從德智體三項入手，而其中智力與體力的教育比較簡單，道德的教育才是最困難的。他曾這樣說過：“民德之高下，乃國之存亡所由係也”。他將道德建設視為提高國民素質的中心環節。
中國古代人就十分注重道德修養，他們認為有德行的人，才能受到人們的敬重，才可以做出一番事業。古代的選官製度，多項考核都與個人修養有關。在兩漢時期，所推行的察舉製和征辟製的選官製度，就與人才的德行有直接關係，隻有品學兼優或者被鄉裏推舉為孝廉的人，才可以擔任官員。由此可見，古人對人的德行是多麼看重。
在梁啟超看來，古人對德行的看重無疑是提高人們素質的有效途徑。德行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著人們的素質。他認為，教育雖然複雜，但究其根本，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尤其是做一個有素質的人。在這方麵，古代先賢，無疑為我們樹立了良好榜樣，關於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李勉葬銀正好就是其中一例。
李勉是唐朝人，自幼喜歡讀書，看到書上有益處的教導，他就會跟著去做，在實踐中檢驗書中的知識。時間長了，他就逐漸養成了習慣，談吐之間流露出的都是誠信儒雅的君子之風。李勉小時候家境貧寒，但一直堅守君子之義，奉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的名言至理，從來都不會做出一些罔顧道德的事，更不會貪取不義之財。
有一次，他前往梁宋地區（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求學，路逢大雨，所以不得不找一家客棧留宿。而這時，正好有一位進京趕考的書生也路過這裏，兩人便同住一家客棧。經過一番交談，兩人一見如故，因為陰雨連綿，不便趕路，所以兩人就在這裏住了下來。接連幾天，兩人在一起談古論今，討論學問，很快便成了知己好友。
有一天，這位書生偶感風寒，一下子臥床不起。李勉了解到情況後，趕緊為其請來郎中，並根據郎中的吩咐幫對方抓藥熬藥，照看書生按時服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