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祐元年景祐三年（1036年），時任開封知府的範仲淹與當權宰相呂夷簡鬥爭失敗，最後被逐出京城。而當時的歐陽修與範仲淹幾乎沒有任何交情，得益於早年的父母教誨，他在目睹重臣蒙受不白之冤時，義憤填膺，上書為範仲淹鳴冤，並指責諫官高若訥忠奸不分，私心作祟，文過飾非。歐陽修還用，“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這種言辭激烈的文章，自然讓高若訥等人大為惱火，因此，沒過多久，歐陽修也遭到了對方的誣陷而被貶出京，擔任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當時與歐陽修敵對的派係紛紛出言，讓其馬上離開京城，不得逗留，因此歐陽修隻得匆匆上路。乘船之時，由於過於倉促，歐陽修險些淹死在湍急的河流中。
這個時候的歐陽修，心中十分憂慮，對仕途前景一片茫然。他的母親鄭氏，這位受盡磨難的女子，在看到兒子仕途不順之後，表示支持兒子的義行，沒有任何沮喪的情緒。母親的理解和支持，無疑是在為歐陽修打氣，讓他堅持自己所做的一切，這無疑為歐陽修的重新振作起到了積極作用。所以，歐陽修逐漸從被貶的心情中調整了過來，重新激起他對生活和事業的熱愛，最後仁宗將其召回了京師，他也展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這就是美好德行所展現出來的力量，在成長的道路上，端正的品行可以啟迪智慧，激發人們潛在的力量，讓自己為人處事的境界得到快速提升。隻有具備了優秀品質，人們才可以成功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打造出與眾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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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誌，更需養誌
梁啟超在《湖南實務學堂學約》中有這樣一段話：“誌既立，必養之使勿少衰。如吳王將複仇，使人日聒其側，曰：‘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學者立誌，亦當如此。其下手處，在時時提醒，念茲在茲。此又一端也。誌既定之後，必求學問以敷之，否則皆成虛語，久之亦必墮落也。此又一端也。”這裏講的就是立誌的重要性，同時指出，立下誌向之後，就應該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
在梁啟超看來，“立世應以立誌為尚”。人的學問和知識之所以會不斷進步，究其根本，就是因為人們立下了或大或小的誌向，一個沒有誌向的人，學習時就沒有動力，就很難做出自己的學問。而誌向明確的人，卻往往可以“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因此，如果人們帶著明確的誌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麼必然會在做事的過程中，產生無盡的勇氣及鬥誌，在這個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磨難和阻礙都會被堅定的誌向踏破，成為有誌者磨練自身意誌力的有效工具。但是，如果人們沒有明確的誌向，那麼在做事的過程中遇到挫折和失敗，就會出現畏懼之心，再也不敢向前走，這樣隻能一直失敗下去，最終一事無成。
梁啟超在教育中，十分重視立誌問題，他經常從細節上引導孩子們立誌。在與子女的相處過程中，他會在衣、食、住、行以及專業等方麵的選擇上入手，為他們提供真實可靠的指導，幫助孩子們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或者專業，從小樹立起自己的偉大誌向。他認為，隻要足夠細心，就可以幫助孩子在一些日常生活的瑣碎事情中，挖掘出對他們自己有用的事物。
這一點在梁思成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梁啟超在外遊曆期間，為遠在家鄉的梁思成寄來了《營造法式》一書。這本書為梁思成樹立自己為之奮鬥一生的誌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它的出現，讓梁思成將全副身心投入到建築行業當中，之後在學校選擇了建築專業作為攻讀的主要方向。
由此可見，立誌很重要。但梁啟超認為，立誌雖然重要，但養誌更重要。所謂養誌，簡單來講，就是像越王勾踐複仇一樣，每天臥薪嚐膽，時刻讓隨從提醒他，複仇才是自己的主要目標。為學也樣如此，在樹立了誌向之後，就必須時刻提醒自己，這樣才有可能實現願望。但是，如果一個人立誌高遠，而不去落實，不付諸努力，那麼就永遠是空想。
梁啟超認為，養誌還要不斷地擴充自己的知識儲備，通過知識的力量來明確誌向，如若不然，誌向就會變成沒有依托的夢幻泡影，而沒有清晰的方向的人要不了多久就會沉淪下去。隻有當一個人具備一定的知識修養之後，他所樹立的誌向才會變得清晰起來，對誌向的堅持也會變得更加堅定。如果一個人想要實現自己的理想，那麼就要努力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