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進而得出：“故我國人之嗜鴉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與西人之細腰、中人之纏足有美學的必然性無以異。”
中國人曾於鴉片中沉淪。王國維曾親眼目睹過民眾吸食鴉片的場麵，痛心於人性追求中的空虛墮落。針對此，他進行過心理學的研究，並將西方的美學觀點引入其中，試圖讓高尚純粹的審美追求來成為人性當中的精神趣味，從而讓民眾脫離鴉片之害。在《人間嗜好之研究》一文中，他指出，人在生活中都會有各種欲望，如果願望得到滿足，就會感到快樂。反之，就會感到苦痛。這種苦痛，屬於一種消極的苦痛，即空虛的苦痛。嗜好就是緣於空虛的苦痛代替積極的苦痛。王國維說：“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動者，雖無益於生活之事業，亦鶩而趨之。如此者，吾人謂之曰‘嗜好’。”嗜好的由來，是緣於人的生活之欲得到滿足轉變為勢力之欲使然。各種嗜好，與人都有吸引力。比如，煙酒能使人心得到休息；博弈能使人在抽象的競爭中獲得勝利後的快樂；宮室、車馬、衣服除實用外，還能滿足人的妝飾欲望；書畫古玩對收藏者來說，有炫耀的功能等。不過，他認為，人類最高尚的嗜好是文學藝術，不論悲劇還是喜劇，都能給人以精神的慰藉。同時，他又指出，嗜好雖有高下優劣之分，但根源都是一樣的，都源於個人的欲望；人不能沒有嗜好，因為無嗜好會讓人感到空虛，從而導致墮落。防止空虛墮落，就得讓人抑製卑劣的嗜好，代之以高尚的嗜好。
由此，我們也就知曉王國維所說國人嗜鴉片的心理因素——緣於精神空虛。精神空虛怎麼辦？得有東西來讓它得到慰藉。這種東西是什麼呢？王國維指出，它就是被國人普遍漠視的文學藝術。如何實現？從培育國人文學趣味入手。但是，那個時代能做到嗎？這也是讓王國維痛心疾首之事。
他說：“夫吾國人對文學之趣味既如此，況西洋物質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國，則其壓倒文學，亦自然之勢也。”
中國人的功利思想由來已久，麵對物欲大潮，他的感歎顯得是那麼無奈，那麼有氣無力。
但是，就如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一樣，王國維的眼光是犀利的、超前的，頭腦是清醒的、理智的。
他說：“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
在他看來，物質的文明，在短時間內就能與別人比肩，但是，精神上的趣味，沒有千百年的培養，沒有一兩個天才橫空出世，是不能形成的。曆史已經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尤其是對眼下的中國來說，更有醒世的意義。
由此可見，王國維所倡導的要教育國民，培養“精神之趣味”是站在民族的高度發出的。他的觀點雖帶有時代的烙印，但是，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他的倡導已追隨著那個時代謝幕了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隨便舉王國維當年所述：“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無他好焉。其表麵之嗜好，集中於官之一途，而其裏麵之意義，則今日之道德、學問、實業等皆無價值之證據也。夫至道德、學問、實業等皆無價值，而惟官有價值，則國勢之危險何如矣。”
這番話可謂道出了國人的根本價值觀，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些從事道德、學問之人，舍做官外皆無價值。這種情形距今已過去了近一個世紀了，可如今的市麵上呢？有多少人在奉“官”為圭臬，尤其是在學術界，官不官學不學之人何其多矣！長此以往，難道不會重現“國勢之危險”的局麵嗎？又比如：“故今之學者，其治藝者多而治學者少。即號稱治學者，其能知學與藝之區別，而不視學為藝者又有幾人矣？故其學苟可以得利祿、苟略可以致用，則遂囂然自足，或以筌蹄視之。”
這番話要說的是，當時的學界，缺少真正對學術本身感興趣的人。那些號稱“治學”的人，隻是把學問當工具，以此來求得物質享受。
世界是多樣的，人性是複雜多變的，人的欲求是永不滿足的。緣於此，當人性中沒有了高尚的情趣追求，各種原始的欲望得不到遏製，人們都以精神上的空虛去追求物質上的富足時，這個世間注定會衍變成為一個為殘暴貪婪所駕馭的獵場，人性隨之會變得越來越凶殘墮落。唯有通過教育，讓國民具有了高尚的“精神之趣味”，這個社會才會走向健康有序，才會遠離急功近利，才能具有蓬勃朝氣。這既可以說是王國維將美學、哲學與教育學等融合後的一種新訴求，也可以說是他的人生追求和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