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些優美的旋律和歌詞該怎麼創作呢？王國維指出，在中國古代的名作當中就有不少。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不妨隨便舉幾個例子。比方說，反映氣候變化的，如唐代孟浩然的《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再比如，歌詠身邊所見的，如駱賓王的《詠鵝》：“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還有如反映季節變化的，如宋代蘇軾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不用再舉，這類自然清新、通俗易懂且又朗朗上口的古詩可謂俯拾皆是，均是非常適合兒童歌唱的。
王國維還指出，退一步說，如果非要讓音樂也為道德教育服務，那也應該選擇一些適合於兒童直觀的歌詞才是。而這些歌詞，在中國古代名作中同樣隨處可見。比方說，唐代孟郊的《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還有如蘇軾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這些詩文辭淺顯，但寓意深刻，富於道德說教，還有啟示人生的哲理在裏麵，可以說非常適合兒童接受。
從王國維對音樂歌詞“幹燥拙劣”的批評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相對中國傳統教育來說，已有了質的飛躍。教育的目的自然是培養“完全之人物”，但是在教育方法上，不但要因材施教，更應有的放矢。對於天真爛漫的兒童來說，順應他們的心性、以喜聞樂見且又易於接受的事物來培養他們的興趣，遠勝於那些抽象空洞的道德說教。
伍
王國維有怎樣的教育主張？
王國維的教育主張就是要把人培養成“完全之人物”，即德、智、體、美全麵發展之人。這是從學校教育的角度提出來的。當然，教育並非孤存於校園內，而是與整個社會普遍聯係在一起的。那麼，從社會角度來看，針對教育，王國維又有哪些主張或認知呢？
1904年，王國維在他的《教育偶感四則》中寫道：“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於物質，二者孰重？且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這番話，既有它的時代背景，又有針對性，放在今天仍有警醒意義。
中國人有著漫長而強烈的官本位價值觀，古人讀書的終極目的就是衝一“官”字而去的，就為了有朝一日能謀上一官半職。
王國維說：“吾中國下等社會之嗜好，集中於一‘利’字，上中社會之嗜好，亦集中於此。而以官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於‘官’之一字。”
因而，他說生一百個政治家，不如生一個文學家的話，一定會招致相當一部分人的反感，尤其是那些手握實權的大吏要員們。這真有點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意味，讓人產生誤解。其實，他的真實意途——無非是藉此來闡述物質與精神的關係。政治家給國民帶來的，是現實範疇上的物質利益；而文學家帶給人的是抽象範疇上的精神利益。由此引出他所要表達的觀點：物質上的利益，不過是一時的，而精神上的利益，能永遠留存。
為什麼這麼說呢？王國維指出，政治家所經營的事業，後人隻需一日就能破壞掉，而古今那些大著述，隻要在世存一日，其帶給後人的澤惠就能千百年不泯滅。所以，希臘有大詩人荷馬，意大利有大詩人但丁，英國有大戲劇家莎士比亞，德國有大文學家歌德。他們都被其國人上升到國家的高度來紀念，而很少有政治家有這種殊榮。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人帶給了國民精神上的慰藉，從而讓國民視作生命當中的精神支柱。而政治家留下的澤惠，卻沒達到這樣的效果。
自古以來，中國人的頭腦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物質烙印，評判現實世界的標準無非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當西風東漸時，國人的這一心性表現得特別明顯。然而，執政者與教育者的態度如何呢？
王國維說：“今之混混然輸入於我中國者，非泰西物質的文明乎？政治家與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
王國維看到，當西方製造的物品源源不斷輸入中國時，中國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們隻看到了自己在物質層麵上不如人家，然後就抱定決心去學習人家（物質層麵上）的東西。而在精神層麵，他感到非常失望，進而發出疑問，試問我國的大文學家當中，有能夠代表全體國民的精神，如希臘的荷馬、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的嗎？誰也回答不上來。之所以回答不上來，是因為沒有這樣的人選還是有這種人選但一時舉不出來呢？在他看來，可以明確的是，中國人重視文學不如西方世界。由此，則中國人從何處得到精神慰藉呢？從宗教上嗎？中國本就沒有宗教，印度傳入的佛教也早就失去生氣。從美術上嗎？中國自古就匱乏。由此，則中國人除了吃喝外，不去吸鴉片、賭博，又能幹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