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的前期，我國圖書館事業仍在原來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但是後來由於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產生了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和浮誇風，因而造成了我國圖書館事業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失誤和挫折。其主要表現是：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速度和規模方麵，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標，基層圖書館的發展數量過於迅猛，超越了經濟發展的可能，因而圖書館數量的增長是不鞏固的，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現象。如人民公社圖書館，1958年一下子發展到47萬個，1959年又下降到18萬個，後來真正鞏固和發展的為數很少。圖書館服務對象方麵，隻注意普及，忽視提高，強調了為廣大群眾服務，忽視了為科學研究服務。在圖書館規章製度方麵，由於強調“大破大立”“先破後立”，致使圖書館某些工作環節無章可循。在圖書館研究方麵，開展了所謂“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沒有認真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所謂“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的批判，缺乏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混淆了學術思想與政治問題的界線，這對以後的圖書館學研究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1957年9月6日，國務院批準並頒發了《全國圖書協調方案》，北京、上海兩個全國性的中心圖書館委員會和湖北、遼寧、江蘇、廣東、四川、陝西、甘肅、黑龍江、天津等地區中心圖書館委員會先後成立，在外文書刊采購協調、館際互借、編製聯合目錄等方麵做了很多工作。
1962年以後，我國圖書館事業建設執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各項業務工作進行整頓。其中著重抓了內部工作的整頓，如藏書的整頓，目錄的整頓，讀者隊伍的整頓，規章製度的整頓等。經過整頓，圖書館事業在新的基礎上又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三）十年浩劫階段（1966—1976年）
這是第三個階段。在這十年浩劫中，我國圖書館事業遭到嚴重的破壞，把我們原來與世界先進水平已縮小了的差距又拉大了。林彪、“四人幫”推行的反革命路線對圖書館事業的破壞，涉及到圖書館領域的各個方麵，概括起來主要是：圖書館的性質和社會職能受到嚴重歪曲，把階級性當作圖書館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屬性，取消圖書館為科研、生產、教學服務的職能和傳遞情報、保存文化遺產的職能；圖書館的方針任務遭到嚴重曲解，把圖書館為工農兵服務與為知識分子服務對立起來，把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為生產、科研、教學服務對立起來，否定兩者的一致性；否定“洋為中用”方針對圖書館工作的指導作用，把引進外文書刊誣為“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使許多圖書館外文書刊的采購被迫中斷，破壞了圖書館藏書的係統性和完整性；反對建立必要的規章製度和科學管理，使圖書館無章可循，管理混亂，大批藏書被毀，業務工作不能很好地開展；使圖書館學教育和圖書館學研究處於中斷、停滯狀態。總之，在十年動亂中，我國圖書館事業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出現了嚴重的倒退。
（四）撥亂反正，整頓提高，高速發展，向現代化圖書館邁進階段（1976年以來）
這是第四個階段。這一階段是從1976年10月黨中央粉碎“四人幫”以後開始的。從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圖書館界主要是端正辦館思想，整頓內部工作，加強基礎業務建設，尚未糾正“文革”的錯誤路線，圖書館事業仍在徘徊中前進。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曆史出現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1979年起，在深入批判極左路線、撥亂反正的基礎上，經過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我國圖書館事業建設已逐步地回到正確軌道上來。1980年中央書記處在第23次會議上通過了“圖書館工作彙報提綱”，促進了思想解放和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1984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在安徽蕪湖市召開了“圖書館改革學術座談會”，引發了圖書界思想進一步解放，進一步明確了改革的方向、目標、任務及政策問題等。1996年，上海圖書館和上海情報所的合並，率先打破了我國圖書情報管理體製，實現了圖書情報一體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