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淩日王錫闡與薛鳳祚有“南王北薛”之稱，但王錫闡的成就比薛鳳祚要大，他著有《曉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在《曉庵新法》一書中他提出金星淩日的計算方法，並改進了日月食的計算方法；在《五星行度解》一書中推導出一組計算行星位置的公式，計算結果準確度較前為高。梅文鼎著述較多，在普及天文知識方麵很有貢獻，他和江永等人在研究行星運動的過程中萌發了引力的思想，江永說得尤為清楚：“五星皆以日為心，如磁石之引針。”
梅文鼎以後的乾嘉學者在天文學方麵的主要貢獻是運用當時的天文知識對經書和史書中的天文資料進行訓詁、校勘、辨偽、輯佚等考據工作，使許多疑難混亂的資料得到了清理。其中重要的有李銳對漢代《三統曆》《四分曆》和《乾象曆》進行了研究，顧觀光對古六曆和《周髀算經》進行了研究。此外，阮元等編撰了《疇人傳》，汪曰禎著有《曆代長術輯要》。這些都是有益於天文學史研究的工具書。
1543年，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一書出版，天文學開始進入近代的曆程，這部書被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帶到中國，但是書中的重要內容卻未向中國學者介紹。直到200多年後，才有法國耶穌會傳教士蔣友仁把哥白尼的學說傳入中國，他在1760年向乾隆皇帝獻《坤輿全圖》。在《坤輿全圖》四周的說明文字中，蔣友仁肯定了哥白尼學說是惟一正確的理論，並介紹了開普勒定律和地球為橢球體的事實，但是這幅《坤輿全圖》連同不久前傳入的表演哥白尼學說的兩架儀器都被鎖在深宮密室之中，普通老百姓並見不到。
中國真正了解哥白尼學說的偉大意義和近代天文學的麵貌是在 1859 年李善蘭與英國偉烈亞力合譯《談天》以後。
《談天》原名《天文學綱要》，是英國天文學家JF赫歇耳的一本通俗名著，全書共18卷，書中不僅對太陽係的結構和運動有比較詳細的敘述，而且介紹了有關恒星係統的一些內容。同時，李善蘭為這個中譯本寫了一篇戰鬥性很強的序言，批判了反對哥白尼學說的種種理論，聲稱“餘與偉烈君所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圓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
近代天文學的發展與古代天文學的最大不同是近代天文學需要精密儀器和昂貴的設備，這些基本的物質條件，不是一般學者個人所能置備，而作為封建官僚機構的欽天監又對接受新思想和引進新技術毫無興趣，因此近代天文學知識傳入的初期，隻是為資產階級的變法維新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在天文學的研究上卻並未發揮作用。
青島最初在中國設立近代天文機構的是西方列強。1873年，法國在上海建立徐家彙天文台。1900年，在佘山建立了另一個天文台。1894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入台灣，在台北建立測候所。1900年，德國在青島設立氣象天測所。這些天文機構都是列強侵華的工具，主要是為他們的軍艦在中國沿海活動提供情報。與此同時，帝國主義者還把中國擁有的少量天文設備洗劫一空。
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以後，法、德兩國軍隊把清朝欽天監的儀器全部劫走。法國劫走的5件儀器運到了法國大使館內，由於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於第三年送回。德軍搶走的5件儀器則運到柏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凡爾賽和約才於1921年歸還中國。經過這樣一場浩劫，清政府的天文機構已經奄奄一息。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於1912年起采用世界通用的公曆，但用“中華民國”紀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將欽天監更名為中央觀象台，中央觀象台的工作隻是編日曆和編《觀象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