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凡事總是幾家歡喜幾家愁，有人高興，自然也有人不悅。比如李孝恭、李承乾等人，他們隱約期盼，如果牛痘實驗失敗，謝逸剛剛好轉的處境可能會迅速惡化，甚至可以尋機重新給予沉重打擊。
在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李世民之所以轉變態度，很大程度上與天花有關。
可惜事與願違，牛痘成功，謝逸等於立下不世奇功，縱然有些小過錯，也可以將功折罪，將功補過。
更為重要的是，謝逸在大唐君臣乃至百姓麵前表現出其特有的價值和意義。不過一兩年時間，他已經為大唐解決了吃飯和瘟疫問題。
也許在未來漫長的歲月裏，他那顆靈光異常的腦子裏，又會蹦出許多奇思妙想，又會解決很多麻煩。
哪怕隻為這樣一個期許，皇帝便絕對舍不得殺了他，隻要他不打算用這些手段來謀逆，顛覆大唐。
更何況在民間，謝逸的聲望越來越高，“為瑞不宜多”的善舉仍就多有稱讚；這次又搗鼓出牛痘，預防天花這等可怕的瘟神。
據說在同州當地，有人聞訊後痛哭零涕，朝著長安的方向叩頭感謝謝學士和孫神仙。長安城裏，不再人心惶惶的百姓也對謝學士多有讚許和感激。
民意難違，這話頗有道理。
這等情況下，朝廷如果還一意孤行要殺了謝逸，恐怕老百姓都不會答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可是李世民的名言。
更為重要的是，馬周的調查審理也出結果了。
根據弘文館與秘書監記錄的檔案文書，並詢問當年的人證，馬周得出結論，當年輔公祏叛唐，身在長安的杜伏威不知情，更不曾參與。
至於所謂杜伏威幕後主使的說法，馬周篤定是輔公祏為了鼓動江淮軍諸多將領，蒙蔽百姓而用了下三濫手段，偽造了所謂的杜伏威“密令”。
實際上，杜伏威遠在長安，根本不知情。
後來是輔公祏見大勢已去，向李孝恭誣告，所謂的證據“密令”乃是偽造之物，便是當年欺騙杜伏威義子王雄誕的那封，同時還誣告了從長安返回的闞棱的。
但馬周詳細調查，得知當時闞棱積極參與平叛，正是因為他的威名，震懾了江淮軍，致其軍心渙散。
如此行為，怎能是謀反？
除了昔年普通兵將的證詞，還有當時李孝恭的副手，如今的英國公，並州大都督長史李績作證，真實性和效力不言而喻。
而杜伏威之所以被認定有罪，除了輔公祏的那份偽造的密令，便是闞棱所謂的謀反。
現在兩者都不成立，杜伏威謀反的說辭還能成立嗎？
隻是事已至此，誰來為當年的事情負責呢？雖說是有人誣告，但主事者也有失察之罪，甚至蓄意枉法的可能。
最終定案的是高祖武德皇帝，但誰敢說這是李淵的錯呢？
所以啊，這個過錯與罪責似乎隻能有呈報主辦者，當年的趙郡王，今日的河間郡王李孝恭承擔？
隻是罪名該如何定論，馬周不由有些犯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