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問題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978年以來的30年是我國社會發展最快的30年，各領域都取得了長足進步，新聞傳播事業也不例外：數量、規模、結構、功能、效益上都有了較大改觀。事業的發展壯大必然伴隨著教育和研究的繁榮。對我們業已做過的研究有一個全麵、清晰、客觀的把握，不僅可以“以史為鑒”，還可以發現存在哪些不足，找到新的研究的切入點，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更可以使知識係統化、方法科學化，為建構一個成熟的學科打下厚實的基礎。
正如一篇論文的文獻綜述是該文研究問題的曆史一樣，學術史是某門係統知識和方法的曆史。因此，學術史是一個領域、一門學科中的基礎研究、必備研究。沒有學術史作基礎，就無法把握現狀，也無法麵向未來，學科建設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作為一門科學，新聞學起源於17世紀末德國的一些大學——一些大學生以報紙為對象寫作學位論文。但直到1845年，才有了一部新聞學著作——普爾茲著《德國新聞事業史》。（1）此時的中國剛好被迫開啟塵封已久的大門，外來的思想和學術隨之斷斷續續地引入進來。
1903年，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鬆本君平著《新聞學》一書，新聞學正式傳至中國。因此，從源頭上來看，中國的新聞學是個舶來品，起步較晚，且屢受政治等外圍因素幹擾，一直發展緩慢。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特別是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解放了思想，學術研究的春天終於姍姍來遲。新聞學研究也開始步入正常化、係統化、學術化和多樣化的道路。盡管有曲折，有迂回，但總的目標是朝著增加知識，建構獨立學科體係的方向發展的。經過30年的積累，我們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不管是與美日等發達國家、港台地區同一學科（學門）相比，還是與國內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新聞傳播學仍顯得非常年輕、稚嫩，仍處於學科建設的“路上”，這一點想必各位同仁也是心知肚明的。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新聞傳播事業的快速發展、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新聞傳播研究隊伍逐漸壯大，新聞傳播學術生產空前繁榮：一般學術論文、碩博論文、專著、教材、集刊、課題、報告紛紛麵世；各種學術團體、組織、機構相繼成立；各類研討會、交流會此起彼伏。新聞傳播儼然成了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新聞傳播學科也仿佛一夜之間從“潛學”成了“顯學”。但要站在學術的角度，拷問一下我們到底研究了些什麼，這些貌似“研究”的諸多成果究竟使該領域的知識增加了多少，可能一時還無從回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為數不少的研究者似乎非常熱衷於新名詞的創造、新概念的引進、新理論的介紹、新“學”的創設，以及論文的發表、課題的申請、專著的出版、教材的編寫，卻把已往的研究置之腦後，想當然地“創新”、“添補空白”，甚至“出奇製勝”。這不僅對知識的增加無任何助益，久而久之還會形成了一種浮華不實的學風，貽害無窮。
社會需求的增加給新聞傳播學術生產贏得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但越是這種時候，越要對自己有個清晰的認識，任何盲進除了製造學術泡沫外，對知識的增加無任何益處，甚至相反。針對這一狀況，有識之士已有所察覺，並進行了一些總結和反思，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如陳力丹歸納了最近幾年新聞傳播學研究存在的五大問題：“浮躁心態影響研究質量”、“邊緣研究麵鋪得過廣，學科的本體研究缺乏”、“運用現成理論假設的多，對已有理論假設如何得出知之不多”、“對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有共同語言的研究項目開發不夠”以及“新聞傳播學研究生的論文占據學術期刊較大篇幅帶來的新問題”。（2）王春泉認為“時髦化與跟風”、“重複討論浪費資源”、“簡單化的非科學實踐”是新聞學術研究中的迷思，並認為曆史意識的缺乏是導致其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3）類似這種“問題與對策”的討論不少，但大多不夠係統、全麵；方法上也不夠規範，憑直覺和簡單觀察做出判斷的多，基於對學術研究係統分析再下結論的少。這正凸顯了當下新聞傳播學術史研究的必要性、價值和意義。
1.1.2 研究目的
本書旨在係統、全麵、客觀地梳理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術發展史，描述其發展變化的軌跡及現狀，揭示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並對其中反映出的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