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首先是一個反映我國特定曆史階段的政治概念，特指文革結束以來的時期。後來，它被廣泛應用在文學史等學術史研究中，成為一個學術史研究的分期概念。關於其時間上的起點有兩種說法，一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即1976年；一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即1978年，從文革結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兩年間，是撥亂反正期。有學術史研究者認為，“新時期學術發展的真正起點是1978年”。原因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思想路線的確立，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重新提倡，為我國學術的發展奠定了決定性的政治基礎，學術研究開始從“跟風套話”向實事求是的理論追求轉變。學術界開始反對被動跟從政治的“注經”式研究，強調學術的相對獨立性，學術的角度、立場，科學的態度、精神變得神聖而崇高起來。（4）筆者非常認同這種說法。學者獨立、學術自由是學術發展的內在、根本保證，舍此，隻能成為附庸，學術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這一點在我國新聞傳播事業、學術、教育的發展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就字麵意義而言，所謂“新時期”的“新”，實際上是指中國開始逐步放棄“鬥爭”這種貫穿於整個中國近現代過程中的“主旋律”和思維方式，慢慢轉向以建設、發展為主題的階段。這為學術、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外在的保障。
本書以1978年作為“新時期”的起始點，下限為2008年，剛好三十年。文革結束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兩年屬於撥亂反正期，正規的新聞教育和研究尚未正式啟動。新聞傳播事業由於與政治的密切聯係，在文革期間被破壞殆盡。新聞學研究也是如此。隨著全國“撥亂反正”的開始，教育、科學研究等各項事業得以重新啟動。30年來，新聞傳播研究取得的發展是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對於新聞傳播研究而言，“新時期”不僅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這說明，1978年以來的新聞傳播學術可以從“史”的角度來研究。描述其發展變化的軌跡，揭示其背後的原因，總結取得的成就，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應是新時期新聞傳播學術史的基本研究內容。
“係統”、“全麵”地研究是指不僅研究由學術成果所展現的學術圖景（包括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而且研究處於特定背景和機製下的研究者，以及研究效果（自身的體係建構以及與外界的互動），即回答“誰，用什麼方法，研究什麼，有什麼效果”等相關聯性的問題群。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說明：（1）人是學術研究中最活躍的因素，研究者是學術研究的直接決定因素。但他們不是位於真空之中，而是處於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機製下，而背景、機製恰恰影響、規約著他們的學術視野、研究目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一句話，研究主體所處的社會背景影響著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生產。（2）雖然學術研究更多地是以個體為單位開展的，但學術水平的提高卻主要取決於學術共同體（5）的共同努力。因此，研究主體的構成和變化是影響學術研究的關鍵因素。從構成上看，我國新聞傳播研究者來自不同機構，如高校（教學兼科研機構）、純科研機構、新聞傳播實務機構、主管宣傳的黨政機關等。服務的機構不同，會使他們有不同的立場、觀點和視野，對他們的學術產出有一定影響。從變化上看，新聞傳播學術場域的成長與獨立，也使新聞傳播學術呈現出不同的麵貌。（3）學術成員的互動是學術共同體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學術爭鳴是學術生產、創新的重要對話機製，而專業學術期刊、學會（或研究會）、學術會議正是他們互動的平台。這些平台及其運行機製影響著學術研究的整體水平。如學術期刊既是學術成果的主要載體，又兼具學術評價功能，對學術發展有導向作用；學術團體、學術活動通過組織化將分散的學人集中起來，是學術建製化的一種機製；政府設立研究課題，通過經費資助同樣對學術研究起一種導向、規約作用。（4）研究成果以與社會其他係統互動的方式體現出其價值和意義，這既是研究者的目的和動機之一，又是研究效果的外在表現。就目前的相關研究而言，我們往往隻關注學術成果，而忽視了這些成果到底是如何生產出來的，以至於無法深入學術生產的機製內部探尋其發生、發展的規律。本書有上述設計，既是要與現有研究相區隔，又是探究新聞傳播學術生產機製的一次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