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是整個學術生產活動的第一環節和主導因素，由他們決定研究什麼和不研究什麼以及用什麼方法去研究。就單個學者來看，他是一個行動的個體，尤其是在倡導學術獨立、自由的今天。盡管也有大師巨擘的出現，做出堪稱裏程碑式的研究，並以此影響某個研究領域、學科甚至整個學術思想界，但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來看，任何一個研究者都處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他們憑借著某種資本進入某個研究場域，並通過自己的行動博取自己在該場域中的結構性地位。因此，研究者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這給我們研究研究者提供了兩種視角：一是基於社會的宏觀考察，一是基於個體的微觀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變化有著與以往任何時期都不相同的特質，作為一個群體，新聞傳播研究者必定有其作為一個群的共性。但這並不意味著研究者完全受製於外在的社會因素而缺少個人的自主性與獨立性，相反，筆者認為研究者的自主與獨立是學術繁榮、進步的前提。本章以群體為線、以個體為點，勾畫新聞傳播研究主體的變化，探究導致變化的原因，並揭示這種變化對新聞傳播研究的影響。
3.1 新時期新聞傳播研究主體的構成及變化
3.1.1 考察新聞傳播研究主體構成及變化的一種新思路
目前關於新聞傳播研究主體構成及變化的研究大概有這樣幾個視角（1）：一是職業背景，分為實務界人士（實務派）、管理與決策人士、學界人士（學院派）；二是地域關係，分為“京派”（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為代表）、“海派”（以複旦大學新聞學院為代表）；三是代際變遷，分為老、中、青和在校學生四代；四是研究者的專業知識背景。從這些視角觀察新聞傳播研究主體的變化，的確會發現他們有一些差別，如實務派、學院派在研究內容、方法和論述風格上有較大差異；老、中、青三代在學術旨趣、研究方法上確有不同等。但這些分析途徑及結果似乎都流於表麵，沒有觸及影響學術生產的關鍵因素。
在知識社會學界，由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資本”、“場域”等概念廣泛用來分析知識生產者的結構及變化。布迪厄認為“一個場域（field）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2）他把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麵都置於客觀結構的背景之下，這些客觀結構就是所謂的場域，即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不同的行動者（agent）憑借特定的“資本”進入某一場域，並形成一個關係網絡。每個場域有各自特有的邏輯、規則和常規。場域塑造著進入其中的行動者的實踐。“資本（capital）是積累的（以物質化的形式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的形式）勞動，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物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3）它使行動者獲得因為參與社會領域並在其中競爭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資本主要分為三種類型：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經曆）和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係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
對筆者有直接啟發意義的是林麗雲著《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2004）一書。林麗雲在“政治經濟學”和“學術範式轉型”兩種學術史研究途徑的基礎上，借用上述概念為台灣傳播史研究另辟一條稱為“生產場域與實踐”的蹊徑。受此啟發，本書把新聞傳播學術看作一個場域，研究者就是其中的行動者，他們憑借不同的資本進入該場域，並通過博得相應資本，形成某種關係網絡，從事著新聞傳播學術生產。資本類型被劃分為政治資本（黨、政部門的經曆）、新聞實務資本（新聞傳播實務界的資曆）、教育資本（新聞傳播或相關學位的獲得）、學術資本（學術作品的出版及影響力）和社會資本（民間社會團體背景及資曆）五種。場域被分成政治場域、新聞傳播實務場域和新聞傳播學術場域。就一般邏輯而言，政治場域與政治資本、新聞傳播實務場域與實務資本、新聞傳播學術場域與教育資本、學術資本是相對應的。政治場域通過對實務和學術場域設限和施壓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實務場域更多地強調大眾傳媒自身的發展以創造經濟效益，學術場域更多地強調學術自由、自主、獨立判斷和思考，通過學術研究尋求規律並影響新聞傳播法規、政策的製定。
3.1.2 新時期之前新聞傳播研究主體的構成
1919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之前的新聞學處於“前新聞學”階段，新聞學術場域尚不獨立存在。研究者幾乎全部出自實務場域和社會場域，如梁啟超等，他們通過對報刊功能及重要性的論述，倡導興辦新聞事業，達到救國、改良的目的。也就是說，他們擁有實務資本和社會資本，試圖通過辦報達到博取政治資本的目的。
新聞教育的興起、專著的出版、研究團體的建立標誌著新聞學術開始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場域。它以求真，即探究新聞傳播活動（初始以報刊為中心）的特點、規律為基本活動內容。考察這一時期的研究者，會發現他們同時擁有教育資本和實務資本。如徐寶璜（1894~1930）畢業於北京大學，又留學於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經濟學和新聞學。他曾任北京《晨報》編輯，北京大學教授；邵飄萍（1886~1926）1906年秋入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1918年10月創辦《京報》；戈公振（1890~1935）雖然雖未曾入高等學院，但先後在上海國民大學、南方大學、大夏大學、複旦大學的報學係或新聞學係任教，在《時報》前後工作十五年。另外，此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各勢力集團無暇顧及教育與學術。（4）雖然各政治勢力時有迫害新聞記者、打壓新聞自由的事件發生，但從整體上而言，中國新聞界獲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間，政治場域對新聞實務和學術場域的幹預較少，教育、學術場域的邏輯得以張揚，為新聞學術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三民主義成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建構這一意識形態成為國民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主要任務，政治場域對新聞實務、教育、學術場域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除了對新聞界實行“黨化”政策外，國民黨中央還派出大量官員出任高校領導職務。在黨派色彩濃厚的政治大學，曆任領導都在國民黨內有較高職務。（5）新聞教育和學術由於與意識形態的一體化關係，更是得到國民黨高層的格外關注。曾任政治大學新聞係主任的程天放、馬星野、潘公展、詹文滸分別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新聞事業處處長、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副社長等要職，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本。雖然他們也擁有教育資本（程、馬、詹均有海外留學背景，程、詹分獲博士、碩士學位）和實務資本（就國民黨派報紙而言，政治資本與實務是高度合一的），但政治資本是他們進入學術場域的主要資本。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作為一股政治力量開始崛起並逐漸發展壯大。《新青年》從8卷第1號（1920年9月出版）起蛻變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標誌著中國無產階級報刊的誕生，（6）兩極對立的政治局麵開始初顯。至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兩極對立正式形成，直到1949年國民黨播遷台島、新中國成立。共產黨也非常注重通過對新聞的論述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服務。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新聞學研究會”在《宣言》中說：“我們除了致力新聞學之科學的技術的研究外，我們更將以全力致力於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科學的新聞學之理論的闡揚”。（7）張友漁、胡喬木、陸定一等人的論述加上毛澤東、劉少奇的講話和《解放日報》1942、1943年係列社論，奠定了以馬克思主義及革命導師的辦報經驗為內核的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基本論調。這些論述者顯然也主要是以其豐盈的政治資本進入新聞學術場域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麵臨著國內外複雜的形勢，統一思想和行動，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是當務之急。鬥爭，作為一種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得以延續。再加上全麵學習蘇聯，導致新聞業務、教育和學術都陷入“五性兩論”（8）教條化的泥潭。新聞事業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高校新聞學專業課程的設置、新聞學研究無不深深打上了這一烙印。期間雖有短暫的、部分性地調整，但總體來看變化不大，並一直保持至文革結束，甚至到今天還不難發現其殘留。目前仍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舞台上的老一輩學者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新聞學術場域的，如王中、甘惜分、方漢奇、何微等。這一階段，除了曆史資料的收集整理、翻譯的一些蘇聯的教科書外，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新聞學研究都是革命導師和主要領導人的講話，個別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學者都遭到批判。這說明，新聞實務場域、教育和學術場域事實上已被政治場域的邏輯所支配。於是，“新聞無學論”甚囂塵上；新聞史幾乎等同於片麵的“革命史”、思想史或者無產階級報刊史，外國新聞史則以批判資產階級報刊及其思想為主要內容；凡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課程如廣告、經營等一律刪除。（9）不過，這一時期進入新聞學術場域的行動者大多成為我國新時期第一代新聞學者，大多數至今仍活躍在學術舞台上，尤其是他們培養的碩士、博士，是現今新聞傳播研究的主力幹將，他們的一些觀點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3.1.3 新時期新聞傳播研究主體的變化
隨著撥亂反正的開展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國各項事業開始逐步恢複和發展。深受文革之害的新聞界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改善了新聞界的整體形象，提高了自身地位。（10）教育和科研事業開始步入正規，知識分子的地位得到認可，大學不但是培養人才的中心，還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麵軍”（11）。新聞實務、教育和學術場域開始恢複和重建自己的邏輯法則。
依此來觀察新時期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主體（12），其變化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1978-1989），以同時擁有政治資本、業務資本、教育資本三位一體的研究者為主，這些研究者主要分布在社科院新聞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複旦大學新聞係（姑且稱為第一研究重鎮），如安崗、戴邦、錢辛波、何光先、甘惜分、王中、胡績偉、艾豐、何微等。形成這樣一個研究群體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新聞傳播研究的“國家隊”——社科院新聞所的組建是以人民日報為依托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安崗，參與創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任主任；創辦社科院新聞學研究所時任所長。該所第一屆學術委員會由安崗、溫濟澤、翟向東、李普、羅列、戴邦、譚立、謝冰岩、趙一鶴組成。除趙一鶴、謝冰岩外，其他均直接與人民日報有淵源，且都具有豐富的業務經驗。他們的研究與新聞實務聯係較緊，側重研究的“實用性”。第二，剛剛恢複的高校新聞教育單位缺乏師資力量，除了文革之前仍健在的一部分教師外，要在短時間內補充師資，比較方便和直接的做法是：從新聞實務界抽調，這是主要的；或者從中文係或其他相關專業（如曆史學）調轉一部分師資。由此導致新聞學研究的文學研究化，如采寫編評的技巧、新聞作品分析等，而缺乏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視角的關注。從培養目標來看，也是以為新聞界培養實用人才為主。“教學需要”是學術研究的直接動力，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教材。第三，從上到下都有改革新聞業務的要求，這給實用性研究提供了外在需求。
第二階段（1992-1997），1989年的政治風波促使1980年代“五四”式啟蒙知識分子發生裂變，學術資本成了在知識界立足並擁有影響力的重要資本。形成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有：第一，1980年代末我國政治體製改革暫緩，新聞體製改革相應被終止。以首都新聞學會為核心的改革派受到批評，並隨著“堅持以正麵宣傳為主”、“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等方針、政策的出台，新聞界自我作為的空間減小；第二，新聞教育已初具規模，除了社科院新聞研究所、人大和複旦外，北京廣播學院、武漢大學等新聞係開始崛起，成為第二研究重鎮。第三，我國自己培養的新聞學碩士、博士陸續畢業，並很快成為新聞傳播研究的後起之秀，學術意識開始張揚。我國早期自己培養的且留在新聞教育、研究機構的博士，如童兵、劉建明、喻國明、郭鎮之、尹韻公等，大多數並無業務經驗，但都接受過係統的教育和學術訓練，並以自己的博士論文奠定了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在上述因素共同影響下，學術意識開始張揚。如果說上一階段實現了“新聞有學”的目標，但那畢竟是外在的；該階段則更多地是注重內部建構，以紮紮實實的研究來表明“新聞確實有學”。《中國新聞事業通史》、《新聞學大辭典》、《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1994）等一批沉甸甸的研究成果就是有力的明證。與此同時，實務界的研究並沒有減少，研究風格、思路和方法也並無多大變化，隻是與以高校為主的學院派研究漸行漸遠。
第三階段（1997年至今），新聞傳播學科地位的提升，高層次新聞教育規模的擴大，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學術研究主體的結構開始多樣化，但新聞傳播教育、研究的行政化色彩較重。此階段有幾個問題值得關注：
一是新一批新聞學院崛起，如華中科技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第三研究重鎮），研究隊伍迅速擴大。但從整體上看，複旦、人大依然保持龍頭地位，其他雖有差異，但並不明顯。研究隊伍擴大，研究熱點隨之分散，但並沒有形成明顯的所謂學派。
二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具有海外訪學經曆，如張國良、胡正榮、黃旦、蔡雯、殷曉蓉等。一批經過海外學術訓練的研究隊伍加入（如崔保國、陳衛星、郭慶光、李雙龍、楊伯漵等），學界與海外同行接觸更加緊密，陳韜文、馮建三、洪浚浩、李金銓、潘忠黨、趙心樹、趙月枝、鄭貞銘、祝建華、卓南生等海外華人新聞傳播學者與大陸學界保持經常往來，或在國內發表著述，或舉辦講習班，或項目合作，或擔當客座研究員，甚至直接加盟。這樣一個群體的參與對我國新聞傳播學者，尤其是對年輕研究者影響深遠，如研究視野、學術態度、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等。（13）
三是在高等教育漸趨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包括新聞傳播學術在內的學術行政化也不可避免。“學而優則仕”，科研、教學、行政“三肩挑”成了常態，學術職務、行政職務常常交織在一起，學術、政治資本互為目的，尤其是職稱評定中量化考核（論文數量、發表期刊的級別、課題經費及級別、著述出版的出版社級別等）的導向，導致課題、項目、成果雖多，但增量意義上的知識生產有限，倒是簡單的重複性研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