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 新聞事業經營管理研究：突破對策性研究
這個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經營管理與媒介產業、媒介經濟兩方麵，分別占56.94%和29.17%。另外，對媒介經營管理研究的論文1988年才開始出現，媒介經濟、產業的研究文章則出現於1997年。這是新聞傳播學術與實踐發展互動的結果。1988年，“七五”國家重點課題“新聞事業與現代化建設”設有“報業經營管理”子課題。（63）1990年12月新聞出版署發布的《報紙管理暫行規定》第四十條規定具有法人資格的報社“可開展有償服務和多種經營活動”，掀起了報社辦實體的高潮。盡管經濟效益並不理想，但由於其直接關乎自身經濟利益，經營管理成了大眾傳媒不得不認真考慮和慎重對待的重要問題之一。新聞經營管理研究有了現實的需求。1996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媒介產業、經濟概念從理論變為現實，直接刺激了此類研究的繁榮。
除了一般原理研究（主要是媒介經營、管理、產業、經濟教材）外，目前關於媒介經營管理的研究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從曆史的視角研究新聞史上著名報刊、報人的經營管理觀，如對新記《大公報》、《申報》、鄒韜奮、戈公振經營管理經驗、思想的研究，以及胡太春著《中國報業經營管理史》（1999），吳信訓、金冠軍著《中國傳媒經濟研究（1949-2004）》（2004）等。這類研究注重曆史考證和經驗總結，以期“以史為鑒”；二是對目前媒介經營管理現狀和對策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媒介管理人員或有經驗的高校教師、科研人員，注重問題的分析以及國外經驗和模式的借鑒，如曹鵬著《中國報業集團發展研究》（1999）、陸地著《中國電視產業發展戰略研究》（1999）、唐緒軍著《報業經濟與報業經營》（2002）等。
與新聞業務研究、媒介經營管理研究相關的一個“古老”話題是：研究者的從業經驗與其研究的實用性。早期的新聞業務研究多是“對策性”研究，如采訪提問的技巧、版麵的優化、主持人的手勢等等。如果研究者本人缺乏足夠的經驗，此類研究的目的（指導具體實踐）很難達到，研究價值不大。但長期以來，不少並無從業經驗的學者樂此不疲，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學術資源，還給持“新聞無學論”者以把柄，不利於學科的完善和發展。相較於業務研究，媒介經營管理研究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很難想象毫無管理經驗的人能寫出能具體指導媒介管理人員如何如何的對策性文章。針對近年來媒介經濟研究熱，“好像新聞理論要研究的就隻剩下了經營管理、媒介產業”的現象，黃旦認為“這對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並不利，可以說是一種‘陷阱’”，“對策性研究太多，理論性研究卻不足”。（64）
不提倡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從事“對策性”研究，並不是反對學者對新聞傳播實踐的關注。生動的新聞傳播實踐給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課題來源，我們需要的是從實踐中尋找問題，然後給予理論觀照的研究。任何一個學科都包含“是什麼”、“為什麼”和“怎麼辦”三部分知識類型。新聞傳播學，尤其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學，曆來被認為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學科，新聞傳播研究大多帶有非常強的實用意味，甚至“有用沒有用”成了衡量學術研究價值的重要標準，幾近演化為一種新聞傳播研究的“範式”，“從根本上製約了學統的形成與完善，從而始新聞學始終局促於淺科學或前科學的層麵上”。（65）這種把研究的意義與實踐操作直接對等起來的研究思路和思維方式1990年代中期以來有所式微，但又出現了一種盲目套用概念和理論、毫無問題意識的研究，這同樣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這關乎研究方法的問題，本書將在下一章申論之。
4.2.5 廣播與電視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的切入點
從構成上看，廣播與電視研究中居前三位的分別是廣播電視業務、廣播電視理論和廣播電視事業研究，分別占53.48%、19.66%和17.99%；研究廣播電視製度的文章最少，隻有4篇，僅占2.64%。從變化上看，廣播電視史研究在1993年之後近乎絕跡，在全部22篇文章中，1993年之前的文章數為18篇，占81.82%；廣播電視業務研究一直在此類研究中占據絕對主力；廣播電視理論、廣播電視事業研究在曆時上幾乎沒有變化。
如果把廣播電視業務研究與新聞業務研究的文章數加起來，業務類研究文章占總研究的比例將達到26.11%，足見業務研究在新時期以來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中的分量。廣播電視業務研究除了與報紙相同的采、寫、編、評研究外，還包括主持、播音、攝製、創作等。此外，對節目、欄目的解讀、評析也占有相當比例。在研究主體上，采寫編評等的研究大多為媒體從業人員或有相關經驗的教師、科研人員，解讀、評析類的研究大多為無相關經驗者，但他們更偏向於從文化學視角展開研究，而這正是本書要認真探討的。
文化研究是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三大研究路徑之一，在西方學術發展史中源遠流長。其中，代表性人物R.威廉姆斯（R.Williams）、S.霍爾（S.Hall）等幾乎成了文化研究的標誌。（66）“大眾文化從它誕生那一天起，就是與大眾傳媒攜手並進的。”（67）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自然成了文化研究，特別是大眾文化研究的題中之義。“現代大眾傳媒無論就其介質形態，還是就其相當一部分的傳播內容而言，都是大眾文化的重要體現”。（68）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曾出現過以上海為中心的、局部的、短暫的大眾文化繁榮，（69）與此相伴隨的是大眾報刊（尤其是“小報”）的繁榮。但大眾文化真正成氣候，還是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事情。晚報、都市報、通俗雜誌、電視、網絡等在當代中國的發展都是與大眾文化相伴相生的。由於紙質媒體、電影、網絡等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能把大眾文化普及和推廣至全國的，隻有電視。從最不發達的偏遠山區到最發達的沿海都市，從豪華別墅、公寓到簡陋民宅、工棚，都可以通過方寸熒屏感受大眾文化的脈動。因此，要探討中國大眾文化與媒體之間的關係，電視無疑是最好的接入點。
1991-1997年間，朱光烈在任《現代傳播》副主編期間，設置“廣播電視文化”、“傳播文化”欄目，刊物甚至定位於“以廣播電視為中心的現代文化刊物”，提出了一係列帶有轟動效應的社會文化命題，（70）直接推動了新聞傳播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結合，從此媒介文化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裏的一道景觀。從研究主體來看，新聞傳播學界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平分秋色。前者如郭鎮之、胡正榮、秦誌希、陸曄、時統宇、陳衛星、張詠華、陳力丹等，後者如王嶽川、湯一介、陳剛等。海外學者潘忠黨、孫振斌也參與了探討。從研究內容來看，一是對西方媒介文化研究內容和方法的介紹和討論，二是對一些影響較大的電視節目如《北京人在紐約》、《愛你沒商量》、《編輯部的故事》、音樂電視、《大長今》等的文化解讀和批判。
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大眾文化擺脫了單純的引進和模仿期，本土大眾文化開始成長。幾乎與此同時，包括電視在內的“傳媒的社會角色越來越重要，傳媒領域的文化衝突、文化較量和文化爭奪越來越激烈”，再加上西方“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思想和學術立場越來越多地被中國知識分子所關注”，（71）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開始出現。
實際上，把新聞傳播與文化結合起來研究在1991年之前就已有之。1988年劉智就提出新聞文化的概念，1989年出版《新聞文化論》，此後還出版了《新聞文化與符號》（1999）、《新聞文化學》（2001）。1990年鍾夢白在《新聞研究資料》上發表了《論媒介文化》一文。此外，還有方延明著《新聞文化導論》（1993）、《新聞文化外延論》（1997）等。可見，新聞傳播與文化研究已初步完成學科建構。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都市報、生活消費時尚類雜誌的盛行和電視頻道的增多、網絡娛樂的悄然興起，我國大眾傳媒越來越呈現出“文化工業”的形態，“媒介—文化—社會”框架下的研究會持續走熱，同時也給新聞傳播學者提出了研究視野和知識結構的挑戰。
當然，在諸多媒介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最奪目的還是一係列翻譯過來的西方著作。周憲、許均主編的“文化和傳播譯叢”、李陀主編的“大眾文化研究譯叢”、張一兵主編的“當代學術棱鏡譯叢（媒介文化係列）”、常昌富主編的“傳播與文化譯叢”、黃旦主編的“傳播·文化·社會譯叢”等都或多或少包括媒介文化研究類著作。
簡單梳理此類研究成果，我們會發現：（1）大多研究成果乃譯自西方（主要是歐洲）；（2）新聞傳播學界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遠遠落後於哲學、文化學界。這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媒介文化研究有無本土化的問題？新聞傳播學界的媒介文化研究有無類似新聞史研究中的主體性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答案當然是肯定的。2000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專門組織了《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的專題討論，《摘要》裏寫道：
中國當代文化研究在處理西方文化理論與中國文化實踐的關係時，依然存在機械照搬西方理論以宰割中國經驗事實的傾向；沒有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理論與中國現實語境的有機融合與良性互動，這就使得中國的文化研究在準確把握本土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建構適應於本土的研究範式時，存在著嚴重缺陷。（72）
其中，參與討論筆談的尹鴻認為大陸的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顯得相當薄弱，“具有分析深度和學理深度的成果極其罕見”。更值得反思的是，“我們不僅從西方發達國家尋求學術流行主題，而且幾乎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學術概念、方法甚至闡釋”，於是“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學術合法性、正當性往往受到質疑”。（73）
在研究思路上，陶東風提醒我們“必須意識到西方的任何一種學術話語與分析範型都不是存在於真空中，而是特定社會文化語境的產物，因而在跨語境移用時必須進行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以避免與中國的本土問題、本土經驗錯位”，“我們應當從中國的實際問題出發創立或引用合適的理論，而不是從理論出發製造或誇大中國的所謂‘問題’”。（74）這同樣值得新聞傳播學者深思（75）。
對於第二個問題還可以接著問下去。如果存在的話，新聞傳播學者會不會陷入雙重依附化的尷尬境地？當然，這樣的擔心和疑問本身可能有學科狹隘性嫌疑。但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討論新聞史研究的主體性問題是不是就成了一個偽問題？由此可見，答案還是非常肯定的，隻是這一問題還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或者說沒有像中國新聞史研究中刻意追求本學科的主體性意識那麼自覺、積極、主動和強烈。這主要是因為這類研究目前還沒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說才剛剛開始。但就發展趨勢來看，媒介文化研究必將成為新聞傳播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畢竟我們坐擁“地利”。也正因為如此，若能在此時養成主體意識，勢必為高品質的媒介文化研究奠定一個良好根基。
4.2.6 傳播學研究：關注本土情境
在本章所分析的論文中，傳播理論、網絡傳播研究和傳播學科與研究方法處於前三位，分別占36.17%、25.53%和15.96%。從傳播層次上看，上述研究幾乎都屬於大眾傳播層次的研究，人際傳播（1.06%）、組織傳播（1.60%）研究非常少。從曆時上看，1982-1989年傳播研究的文章數量較少（此期的文章數是總數的9.43%），且呈零星分散狀態。1989和1990年兩年中，傳播研究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從1991年開始，傳播學研究開始多起來，且保持連續化，尤其是1997年之後，隨著網絡傳播成為研究熱點，傳播學研究被推向1978年以來的最高潮——1997-2005年10年間的論文篇數占總篇數的60.11%。學術外因素的影響是傳播學在我國曲折發展的主要原因。1983和1989年傳播學都因其被視為“否定階級性”而使研究被迫中斷。1997年，傳播學被擢升為二級學科，才獲得製度上的合法性，此後躍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傳播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和人的基本活動，其外延較大，傳播研究的視域自然也是廣闊的。但從我國傳播研究的構成上看，對西方大眾傳播理論（尤以美國經驗研究為主）的引介仍是主流，尤其是在早期。這與我們引進傳播學改造新聞學的目的有關，但也導致了我們所引進的和研究的傳播學幾乎都囿於大眾傳播，尤其是美國大眾傳播研究的框架和範圍內，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教育傳播、健康傳播、傳播哲學、傳播與科技、普及傳播（Popular Communication）、女性研究、媒介素養等分支研究領域尚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表現在實踐上，傳播學研究一直與中國現實脫節，缺乏本土關懷。